新形势下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出版活动进行了规定，出版活动应立足于社会利益，在保证了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出版在形势下，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甚至已经成为两个极端的矛盾个体，在个人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在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分析出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把握住这两者，已经成为现阶段一个非常紧迫且重要的任务。
一、文化价值应居于利润之上
出版物兼具了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两者共同的特点；编辑出版工作也兼具了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两者的特点。基于这两点图书出版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追求社会效益（文化贡献）。图书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的传播，而经济效益是文化传播过程收获的“利润”，如果分不清文化价值和利润价值之间的主次关系，那么图书出版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好的出版物是人们的精神食粮，会对当下人乃至子孙万代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英国出版家就曾说过，从事图书出版业可以让人获得金钱，然而如果仅仅只是想要获得金钱，那就最好不要从事图书出版。由此可知图书的出版经营应该将文化价值放在首位，只有在此基础上做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尽可能的保护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够为图书的经营、出版提供指导的作用。将图书的文化价值放在利润之前，就要求图书编辑者尽可能的出版一些利于文化积累传承的出版物，在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文化人的责任和义务。
二、图书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服从意识形态
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持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因此，图书出版行业即使在新形势下性质发生了转变，但依然要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是由图书出版的性质、任务和图书这一特殊商品的属性所决定的。图书出版企业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也要讲求经济效益，但在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时，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真正做到有助于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信心，并在服务过程中对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同时有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所以，图书出版在新形势下，在效益的总体布局上，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重要位置，作为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需求。
古今中外，图书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政策的窗口，图书的存在，图书的版权所有者似乎一直都是在为特定的政权或者组织服务。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固，政府部门有责任也有必要对图书出版进行监控，因此，在保证图书出版自由的基础上，图书出版部门也应该对出版物的市场进行规范。现阶段我国对于出版企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以出版经营为基础。以出版经营为基础也就是说图书的出版不能有政治问题，更不能犯政治方面的错误。第二，严格落实三审把关政策。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员无法正确认识编辑出版人员，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关紧要，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编辑出版人员其实是国家政党行使意识形态的把关人，必须对图书出版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核，建立三审制度，并逐步强化三审制度，严把图书出版关，认真筛选图书内容，真正做到用理论武装人，用舆论导向人，用情操塑造人，用优秀图书作品鼓舞人。
三、图书出版个人效益应为社会整体效益让步
在形势下，图书出版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整体效益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矛盾，即图书出版物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图书出版物的微观经济效益矛盾。宏观经济效益主要指图书出版之后能够对社会生产力，或者相关部门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使之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微观经济效益则是图书出版之后，能够为出版企业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微观经济效益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宏观经济效益关系着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图书出版个人效益应为社会整体效益让步。
结束语
当下，图书出版行业已成功转企，但图书出版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图书不仅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挂钩，更对人的思想发展和导向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图书出版企业应该正确的把握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严格把握图书出版关，进而促进我国的图书出版业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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