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母语教育的语文教材，承传人文常识，应高度重视编写
民国时期的三种教材《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尘封了数十年，几年前由上海出版界的一批具有慧识者重新影印出版，近期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会层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长期呼唤对现行中小学语文教育加以改革的背景下，这些民国老课本所提供的教育观念的对照和文化的借鉴，值得深长思之。
值得“怀”的那个“旧”
民国教材为什么遭到热捧并得以风行，自然有相当程度的怀旧的意味。怀旧，是对逐渐陌生的事物的追想，是一种具有浪漫意味的情怀释放。民国距离我们并不远，但六十多年毕竟是一段沧桑，民国建筑、民国服饰、民国物件，乃至民国文白相杂的语言，都以一种与今日所大不同的“民国味”让人们记忆、怀想。民国教材，从封面设计装帧到课文插图，从手书竖排繁体字到纸张色调，整个一个典型的“民国文化遗产”。这种由时代相隔产生的特殊美感自有其气场，引起人们追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民国教材影印出版形成的购销热和高度认可已远远不能用一般的“怀旧”感来解释了，在其背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值得“怀”的那个“旧”。
首先是民国时期教育家、文学家对基本教材尤其是对初级学生课本编写的重视。民国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批评相当活跃，一流大家都亲自整理或参与其事。民国语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说：“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改进？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自己来探索不可。”对国语教材编写具有极大的责任感，是那一代民国学者的文化取向。此次重印的民国教材中《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叶圣陶、绘图者丰子恺，《商务国语教科书》的校订者张元济等，都是一代文化大家。在今天，一个稍有名气的学者去编写小学课本也许都会觉得“屈尊”，而一时之选的这些民国大家却愿意在“红花开，白花开，红花白花朵朵开”，“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这样浅白的课文编写中倾注才华，下水磨功夫。对民国课本的怀旧，其实正是后来者向潜心启迪民智的文化先贤表达敬意，是千万家长向重视童蒙国文教育的一代大家深致礼赞。
除了精神上的怀念和崇敬外，人们也喜爱民国教材课文的清雅流畅。当科举制度被废除，文言文为白话文代替，时文腔调不再流行之后，一代民国文学家努力探索全新的书面语言表达方式。文化大家的厚重修养使他们出语典雅，而作为语文教育者他们又力求表达清畅。于是我们在民国教材中读到“雨下着。远处的山、远处的树都没有了。太阳也看不见了，只看见满天的云”这白话诗般的语言。语文课本自然要“文”，民国“国语读本”的“文”，是浅近中孕雅致，平和中含韵味，清透中藏妙机。这种小荷聚露、云阳初开的朴素纯真的语言，让长期生活在单调的教科书语言和新爆的网络语言环境中的人们感到陌生、新奇、优美，产生怀旧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国课本的怀旧，隐含着知识阶层对当今固化的教材语言和流行的媒体语言的拒斥，对重建朴素自然、生动活泼语言文化生态的希冀。
搀着走，而不是牵着走
毋庸回避的是，对老课本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现行语文教材的不满。现行语文教材在有限的课本涵容中承载了过多的道德责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泛政治性代替了人文性，过分强调文以载道，处处要求彰显德性，其结果往往道彰而文伤。这不能不说是现行语文教材最大的“痛”，也是与老课本相比对照显示出明显不同的地方。
语文教材要不要载道，要不要体现价值观念，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梁启超说，欲新一国国民，必新一国小说。这一观念主导了一个世纪以来语文教材编写及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其中有得有失，值得认真总结。说实话，民国老课本也并非不讲以文载道，但在以何为“道”与如何传“道”方面别具见解。其以“立人”为宗旨，“做人”为准则，传导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而不是具有政治导向和时代立场的特定理念。
在传导普世价值观念的方法上，老课本的编者是循循善诱的，我把它形象地称之为“搀着学生向前走”。这个“搀”字来自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老师很喜欢我》的启发。课文是：“弟弟放学回来，母亲问他说，老师喜欢你吗？弟弟说，老师喜欢我，他搀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一个“搀”字是个很小的细节，但传达出了老师和学生，以及人和人之间和睦、亲切的情感。开明国语课本中《出家门》是写孩子们上学的情景：“出家门，到巷口，遇见几个小朋友，我们拉着手，我们一同走。我们对着太阳走，长长的影子在后头。”这是一段既有生活气息，又有诗意的文字，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无机无猜的稚气，纯净透明的亲爱。写这种课文文字的人，心中有对孩子们的大爱，又真正懂得教育，熟悉儿童心理，深知应怎样“搀”着孩子们向“做人”的大道走。
现行的教材如何呢？对应着“搀”字，可用一个“牵”字来概括。同样是教导学生尊师，开明国语课本的《先生早》只有七个字：“‘先生，早。’‘小朋友，早。’”商务国语教科书的《敬师》一课竟然是无字文，整篇课文就是一幅学生和老师在教室里毕恭毕敬互相行礼的图画，其意旨在示范。而如江苏教育版小学二年级课本，先是练习《学会祝贺》，要求学生“教师节到了，自己动手做一张贺卡送给老师”。还嫌这种“牵着走”的拽力不够，第六课又安排了《一株紫丁香》课文：“你看，你看，满树盛开的小花，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你时时把我们牵挂。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让花香飘进你的梦里。”这种将老师形象定型化且明显为文造情的文字，真不知是怎样通过编选、审订进入教材的。至于在“识字”课中列出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金水桥”、“大典”、“检阅”、“神州”、“腾飞”等词汇，这种“喻道教育”恐怕已与低幼天真的儿童心理脱节太远了。
即事是学，益智多趣
叶圣陶说：“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显然，引起阅读兴趣，发展多方面的智慧，是叶圣陶，也是那一代民国国语教材编撰者的出发点。打开此次印行的三套民国国语教材，人们不能不钦服当年的那些文化大家，将每册课本都打理得益智而多趣。
益智之秘其实并不难解，那就是泰州学派的基本理念“百姓日用即道”。课文中涉及的内容都是学生身边事、家中事、学堂事和经常接触的自然现象，编撰者用浅显的方法说明人伦之理、孝亲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际往来所必须具备的品德、素质和知识。“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民国国文课文编写者们让这个即事而学的过程始终充满童心、情趣。不妨看两篇课文。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请问尊姓》：“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猴子抢帽子》：“小孩子戴了帽子，走到山里。猴子忽然抢了他的帽子，戴在头上，就爬上树去。小孩子心里很着急。樵夫走过，把自己的帽子丢在地上。猴子看见了，也把帽子丢下来。”都是写“模仿”这一现象，不经意的妙趣中标举出人际之礼、之情，传达出一种智慧的美感。
现行语文课本也有大量“即事”之作，虽不乏较好的作品，但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真实名人，虚假故事；二是点化传说，编造史事；三是以古讽今，借事说事；四是配合宣传，纳入时事。后者少为人议，其实并非个案。如东方明珠建成、抗击非典、神舟号飞天、申奥成功这些时事要闻一一进入了苏版教材，而且“申奥”不但进入小学课本，也同时进入中学教材。语文课与时事课功能如何区分，主事者应该慎思。从目前课文的情况看，即事之速，欠缺用心打磨之功；即事之大，则非大词不能达意。如此于语文教学恐怕实在难言益智多趣。
语文教材是进行汉语母语教育的基础文本，是承传人文常识的基本载体，也是培养青少年的重要指南，自应高度重视其编写，倾注文心打磨每一篇课文。民国国语教材当然不是最高典范，今日有今日之文明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必要也决不可能“回到民国课本”。但有这面镜子，有这个高度在那里是件好事。实际上，从它重新为世人所知的那一天起，人们已经不可能回避它了。（社会科学报第1247期第5版，文/罗时进 苏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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