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成书前后
长篇小说《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一年前，作家陈忠实去世，留给读者的是经典之作《白鹿原》。
《白鹿原》问世20多年来，一版再版，成为读者心目中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
而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出版过程，也是一段有情节有情怀的故事。《白鹿原》首任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撰写的这篇文章，深情回忆了《白鹿原》问世的历程。它如同小说本身那样，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值得阅读。
优秀的作品共荣辱
陈忠实写了80多部报告文学，还写了几十部短篇，之后才有了《白鹿原》的创作。
自1988年4月起笔写《白鹿原》，陈忠实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每周，他回城一趟，从家里带着馍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靠着冬天一盆火、夏天一盆凉水写作。屋门前十米处手植的一棵梧桐树，从大拇指粗长到胳膊粗，有了可以给主人遮挡阳光的绿荫。梧桐树见证了陈忠实写《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
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煎熬，不知付出多少心血。动笔之前，他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艺术上的准备，到农村实地调查，查阅史料，看很多文学作品。一个作家要想写好作品，不是光看小说就可以的，还需要阅读多方面的书，对文史哲都要有一定的涉猎。石家庄曾经有一位医生或护士读者，给陈忠实写过这样一封信，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还活着能看到我的信？”
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们说过，作为一名编辑，一生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我的幸运。什么叫经典？就是一部作品尽管会有各种争论，但不管如何争议，它是文学史无法回避的、绕不过去的，这样的作品就是经典。当编辑遇到这样厚重的文学作品时，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要敢于为它拍胸脯、作保证，甚至立下“军令状”，愿与这样优秀的作品共荣辱，与它的作者同进退。
“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1990年10月24日，我收到了陈忠实给我的回信。在信中，他披露了有关《白鹿原》的信息，但并没有提《白鹿原》这个书名，他说作品未成之前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懈。这个作品，他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和艺术能力的全部而创作的，究竟怎么样，尚无把握，只能在写完之后交我评阅。1987年开始酝酿，1988年写完初稿，1989年计划修改完成。期间因为客观原因耽误了8个月，到1990年春天，修改了一部分，又因其他事情而再度搁置。他说，冬天再拼一下。最后，他表示会在完稿之后，即与我联系，让我不要惦记，他不会轻易变卦，也不让我催，他承受不了催迫，他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我当时是《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对这个倾注了陈忠实全部力量来写的长篇充满了期待。后来，当我终于接到他完稿的来信后，就和他商量是由他来送稿，还是我们派人去取稿，最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到西安去取稿。
大约在1992年的3月25日，大家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安顿下来以后，陈忠实就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两位编辑，他居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忠实后来告诉我，当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可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下面没有说出来，却憋得眼泪几乎涌出来。出乎他意料的是，拿到书稿后，两位编辑就开始阅读，都拍案叫好。
交送书稿后的第20天，陈忠实接到了编辑来信。他后来回忆说，匆匆读完信以后，他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交稿时没有流出来的眼泪，顷刻间溅了出来。
而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编辑，离开西安到成都，再从成都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高贤均说过这样一句话：《白鹿原》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深入！
就这样，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位编辑的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和读者见面了。
为何是经典
《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到现在，累计的印数已经达到200多万册，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精装本、手稿本、茅盾文学奖获奖本系列等，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有200多万册，盗印本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所以，说《白鹿原》实际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当不为过。
《白鹿原》出版后，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上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
真正的经典，对它研究评论的字数往往会超过原著很多，比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评论。陈忠实生前，他的《白鹿原》就已经广为流传，据他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13部关于《白鹿原》的评论研究专著，还有海外的若干部评论集。
《白鹿原》为何是经典？我们当然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比如说，它有精致的结构，有好看的故事、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等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最重要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上来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有空前深度的。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描写了中国人在20世纪前半叶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作者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书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华民族如何走向繁荣昌盛和现代文明社会？读《白鹿原》需要引起我们这样的思考，也会引起我们这样的思考。
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
我和陈忠实初识是在1973年。我为什么会找到陈忠实，是因为当时陕西省作家协会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也碰巧那个时候陈忠实刚刚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
我就到了西安。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的一个小寨的街角上，我们见面了。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配上他的穿着打扮，让他看起来就跟普通农民一样。在那里，根据他写的《接班以后》这个小说，我建议他把它扩大成长篇。他认为这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而我却认为《接班以后》已经具备了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以他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阅历完全可以完成。
这以后，陈忠实一方面对扩大至长篇感到茫然，另一方面，他也说，我听出来了，这个从北京来的老何向我约稿是真诚的，感觉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人是非常诚恳的，从此，他就记住了我。
就用“白鹿”这个名字
陈忠实是个重友情、讲信义的作家。对我，对《当代》杂志和人文社，从相识、相交以来一直如此。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到原坡上采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在这期间，陈忠实跟我提出，他准备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这当然是好事，是对我们的鼓励。当时我建议以“陈忠实”冠名，他说不要用自己的名字，就用“白鹿”这个名字。
回到社里，我向当时的社长潘凯雄和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了。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后来，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当时陈忠实和我讲，他的腿已经不允许他到处走，所以他近年来基本上不出门，只能在屋里来回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3月20号，陈忠实还是从西安赶到北京，和我们一起主持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当时，我得了一个纪念奖———“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外特设的《白鹿原》出版纪念奖。
“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从2013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以激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以提高当代文学原创作品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最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也是对人文社有真感情的大作家。“白鹿当代文学奖”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这里的“一”，当然只是泛指的数量词。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而彪炳史册。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2015年10月23日，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到西安去看望陈忠实。那个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给他带去的，不是什么物质上的营养品，而是我们赶制出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十卷本《陈忠实文集》。而从西安回来没过几天，我们又收到了一位作家写的《陈忠实传》。几个月之后，陈忠实就去世了。我想，在他去世之前，能亲眼看到这十卷文集和这样一部传，这对他也是一种安慰。
陈忠实去世以后，为了纪念他，我们正在做几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计划在今年《当代》杂志第四期上编发《陈忠实纪念集》，征集作家或编辑家对陈忠实的回忆文章，现在稿子已经都有了，7月初就要出来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纪念版，编选关于陈忠实和《白鹿原》的各种报道，将之汇编成书。
书比人长寿，精神影响比物质的东西更深远。
我想，有陈忠实的作品在，有《白鹿原》在，陈忠实就永远活着，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千百万读者的心中。（文/何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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