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襟抱本无垠：时代浪潮中的杨度与梁启超
《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系杨度之孙杨友麒、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夫妇合著，是国内第一部杨度和梁启超的合传。全书以时间为序，在整体纵向叙述的同时，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横向论述，纵横交替，史料丰厚，见解独到，还原了杨度和梁启超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关系、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并有专章介绍了传主后代，以现流风余韵。本文摘自书中一个章节。
梁启超之死
梁启超的最后十年回到了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领域，以超高的劳动强度笔耕不辍，写到兴来处经常夜以继日。例如，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的写作成书就被传为美谈。1920年冬，蒋百里写就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想请亦友亦师的梁启超作序，书送到梁启超手中，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但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于是，他考虑将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的“清代学术思潮”加以印证，结果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半个月不到已写了六万字，几乎与蒋书的部头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结果变成了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高产劳作毕竟是高消耗的，到1924年，他就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尿中有时带血。起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也无心去看病。
到1926年1月，他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查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三为梁启超）
1927年4月初，割肾之后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他们说唯一的药，只有节劳。1928年1月、2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五十二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
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逸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执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11月28日，又来到了协和，发现肺部感染，但化验出的病菌比较特殊，当时没有特效药来控制。在病因未确定之前，他预感可能一病不起，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因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这正说明，他是一个愿将自己一切奉献给社会的人，最后甚至不放弃将自己的躯壳也献给医学事业。
我们亲爱的外祖父梁任公实在是太累了，他无怨无悔地奋斗了五十六个春秋，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大我”，最终于1929年1月19日下午永远地睡着了。他死了吗？他的“渺小之七尺”死了，但他的几十个春秋为他热爱的中华民族做了太多的“不死之事”，他又没有死，他的精神和事业不死，他永远活在他的这个“大我”之中。
梁启超的辞世引起国内外的震惊，各种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从海内外雪片般飞来。2月17日，北平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在广惠寺举行公祭，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等出席。同日上午，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也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公祭由陈散原、张元济主持，蔡元培、孙慕韩、姚子让、唐蟒等几百人参加。
1929年4月，美国《历史评论》刊文介绍了他的生平业绩与学术成就，文章指出：梁启超“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
在这许多挽联中，绝大多数都是回顾梁启超的丰功伟绩，只有杨度为自己这位“不以公害私”的老朋友所写的挽联别具一格：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这里将“事业”与“文章”对仗，事业显然指的是政治国事。这方面，梁曾是变法维新的急先锋，后来杨度和他共同推进“宪政”，在维护共和方面与蔡锷一文一武，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后又在张勋复辟时出来组织讨逆。在杨度看来，这都是为了推进国家民族进步的寻常事业，只要大方向正确，有成有败在所难免，所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但另一方面，他也并没有对梁启超在政治事业方面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搞政治非梁所长，也非梁所好，但又偏偏绕不开，躲不掉。在那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只要对国家民族命运有所关心的知识分子，就难以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所以“事业本寻常”。后半联杨度对梁在文字方面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就像李白那样，可以流芳百世。
梁启超去世后，蔡元培、蒋梦麟等建议国民政府应予以褒奖和抚恤。1月23日，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曾讨论此事，但胡汉民、孔祥熙等人表示强烈反对，最终作罢。
梁启超墓由二舅梁思成设计，实际上是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婆李蕙仙于1924年先于梁启超逝世，经过精心挑选，找到香山卧佛寺东面一块风景优美、背靠香山面向京城的宝地。它坐落在现今北京植物园内的裸子植物区。1925年修墓时，思顺、思成、思永、思庄都在国外，所以整个工程都由二公梁启勋负责操办，等立碑时再由二舅思成设计。1925年10月4日婆李蕙仙去世一周年时梁启超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信中提到立墓碑事：
此次未立墓志铭，固由时间匆促，实则可以暂不立，将来行第二次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门前之小院子，题新会某某暨夫人某氏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年月日，各享寿若干岁，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赞善浮辞悉不用，碑顶能刻一佛像尤妙。
梁启超去世后，他的墓碑正是按梁本人的意思做的。整个墓坐北朝南，这是中国的老规矩。碑的正面竖写着：
先考任公府君暨
先妣李太夫人墓
背面是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及孙辈的名字。
在墓的西南方，有两方坐南朝北的墓碑并肩而立。东边的墓主是1932年去世、享年二十五岁的四舅梁思忠。西边的墓主是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的我们的妈妈梁思庄。他们的墓碑面朝着大墓碑，这也是中国的习俗：象征子女睡在父母的怀抱中。整个墓地面积三十多亩，内种二百余株树，墓的西南方向盖一小亭，也是梁思成设计。本计划在亭内立一梁启超的半身铜像，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现在亭子里面仍是空的。
1978年，由我们的妈妈梁思庄代表梁家全体兄弟姐妹，将此墓地无偿献给国家。现在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1926年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坏肾”。当时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为倡导西医决定手术。手术护士用碘酒标明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而主刀医生也没仔细核对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了。这一医疗事故直接导致后来梁的死亡；而梁启超鉴于国人当时本就对西医不大信任，为了不给西医雪上加霜，他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去扩大事态，追究协和医院。
这是梁死后四十二年才传出的消息，其源自于梁思成。1971年，梁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为自己看病的大夫(是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那里得知了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秘密。后来，他将此说法告诉了亲友，使之流传很广。
笔者调查了各种资料，认为当时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的《病院笔记》一文最为可信。文中详细记述了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信任。由于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都非常关注，但从未有人指出梁启超的右肾健康且被切错的问题。这样的大事不大可能被隐瞒四十多年才揭发出来，协和医院也不承认有任何记录，所以本书未予采信。
杨度之死
杨度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后半生本来一直活跃在北京政坛，房产也在北京，为什么到五十多岁却离开他多年熟悉的环境和朋友，迁居到上海去了呢？这显然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杨度离开北京迁居上海是在1929年，而根据李一氓、夏衍等革命前辈的回忆论证，杨度秘密入党的时间也在1929年，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
1927年，杨度与胡鄂公营救李大钊失败。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极大地震动了杨度，促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和李大钊、杨度关系最为密切的胡鄂公，从北京前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北方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处于低落时期，而上海方面则相对活跃得多，这无疑也是吸引杨度南下的因素。一年多后的1929年2月，杨度决定迁居上海，是否由于党的召唤无从查证，但同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巧合。
杨度在上海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名义上是青帮掌门人杜月笙的名誉顾问，上海当时的小报也说他是杜月笙的秘书等，他自己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晳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我为他们做的就是无所事事。”但他所住的法租界内薛华立路一百五十五弄十三号小洋楼确系杜所提供，而且杜每月还奉送几百大洋车马费以示敬意。他表面上也以卖文鬻字过活，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一种爱好，他也有一批“粉丝”朋友。此外，他还有一个“虎头禅师”的身份，所以所题的文字多为佛偈条幅或他自己学佛的体会。作为“清客”，他也不时为杜月笙写点儿条幅和文字，以为答谢。最出名的是1931年初夏杜月笙家祠及附设藏书楼建成，他为此给杜家写的《杜氏家祠记》。
在社会活动方面，杨度则以偏左面目出现。1930年2月，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胡鄂公等发起“自由大同盟”，这是一个争取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反对国民政府的群众团体，他是积极参加者之一。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此会的前身是中国济难会，成立于1925年9月，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组织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团体，其主要任务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年12月，中国济难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成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1930年6月，杨度还署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成立的左翼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在上海，晚年他的交友真算得上兼容三教九流。据我们的大姑杨云慧记载，他身边有国民政府的官员，有日本方面的过去留日时期就结识的老朋友和议员、部长等人，有佛教界人士，有帮会人士，有各种社会名流，当然也有左派和共产党的同志。其间就有董健吾，董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红色牧师”，董和国民党的宋子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曾任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牧师，1927年在西安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来，董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工作，以牧师名义来往于宋子文公馆和特科陈赓之间，传递关于蒋、宋等高层动向情报；同时负责创办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大同幼稚园的工作，重点收养失散在上海的革命先驱后代，如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等。1931年夏，大同幼稚园共产党机关暴露，受到破坏，董健吾躲进杨度的家中。此时，董健吾要同郑兰芳结婚，求杨度写一副贺联。虽然杨度身体已感不适，还是抱病写下：
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
这里的“哦松树”典故来自唐朝韩愈给蓝田县丞写的文章《蓝田县丞厅壁记》。说的是唐朝蓝田县丞崔斯立官署内庭中多松竹，斯立每每在松树间吟哦诗文，后来“哦松”就成了对级别不高但志趣高雅的官员的代称。“结后缘”是因董和郑两位都是再婚，另外都与共产党“结缘”，所以也有双关的意思。董在杨度家躲了几个月，待风头过了后才逃往苏区。后来，他化名“王牧师”，陪同斯诺前往延安采访，使其写出了《西行漫记》。
应该说，杨度晚年有一些工作是出于爱好，如修禅、书法等，潇洒超脱，他也曾想从事学术研究，有写一本中国通史的宏大计划，留有一篇《杨氏史例》的手稿。但是，他终究敌不过终生从事的、最为熟悉的政治工作的吸引。所以可以说，他晚年认真严肃的工作只有这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早在李大钊遇难时，他就卖掉了自己的北京房子“悦庐”；后来又为了周济遇难同志的家属，他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后，他也继续捐赠了可观的财物，甚至为此变卖了二奶奶徐粲楞的首饰。他参与这些活动是真诚的。
1929年，他经主持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就通过潘汉年单线与特科联系，后来周恩来、潘汉年离开上海赴苏区后，组织上指定由夏衍负责联系。杨度住在热闹的法租界洋楼中，又有青帮头领杜月笙的保护伞，每天与社会名流乃至三教九流联系，宾客盈门，他的家成了难得的地下情报工作场所。他也不负组织的期望，做了大量的情报汇集、分析和传递工作，同时也先后掩护了好几个被追捕的“共党分子”。这里还应提到的一个人是我们的二姑杨云碧。
杨度当时在上海，而他的原配夫人黄华在湖南老家伺候他的母亲，他的二太太徐粲楞——我们称为二奶奶带着几个孩子住在苏州，只有大姑杨云慧因在光华大学念书，住在上海；二姑杨云碧从小身体不好，也经常住上海陪伴父亲。二奶奶则两边跑，从苏州到上海来小住，所以杨度身边天天陪他的只有我们二姑杨云碧。我们的母亲乐曼雍曾说起：当时的二姑正是妙龄少女，而且也喜爱时尚打扮，往往成为杨度的“交通员”。杨度利用她摩登少女不易被怀疑的特点，常常派她假装上街购物，拎着提包为他传递文件和信件。她也因此受到进步思潮的熏陶，从而一直倾向革命和抗日。
到1931年夏天，杨度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起初是胃病，逐渐竟发展到胃出血，多日吃不了东西。后来稍有好转，又值哈同去世，为了应酬，他又出席哈同夫人罗迦陵主持的宴会，归家后就腹泻不止。我们的父亲杨公庶请了他的留德同学赵棣华来诊治，但也未见显著好转。9月16日，北京传来喜讯，母亲生下一个男孩，也就是杨度的长孙，这使他很高兴，杨度为他取名“友龙”。次日（9月17日），杨度病情突然恶化，竟与世长辞，享年才五十七岁。
杨度的去世并没有政府或社会团体出面来主持公祭，整个丧事由长子杨公庶来主持。家中设了灵堂，挂满了白色的挽联，遗像两边最显眼的是我们姑奶奶杨庄书写的、杨度自己为自己所作的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来吊唁的人，一些是杨度的旧友，左派社会组织人士，另一些国民政府官员可以说是儿子杨公庶、杨公兆的朋友。共产党方面，由于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即使有人来吊唁，也会采取十分隐蔽的形式，绝对不可能有公开表示。
四十七年后，夏衍在回忆《杨度同志二三事》中说：
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杨度死后，原来埋在江湾上海公墓，墓碑由夏寿田题写。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日寇要在江湾修机场，勒令迁墓。于是家里将其迁往上海西郊华漕乡，墓碑仍用旧的。但十年“文革”期间，杨墓又在“破四旧”中被毁。直到1986年，在党的落实政策中，才找到夏寿田题写的旧墓碑。由于现代民众很少了解“杨晳子”的字号，所以又请赵朴初先生题写了一块新碑，重新下葬在上海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右侧。
1986年6月28日上午，上海市领导以及各界人士一百多人来到新墓前，隆重举行了落成仪式。杨度的子女此时只有我们的大姑杨云慧、三姑杨云洁还在世，但三姑常年生活在澳大利亚，所以只有大姑率领一批第三代亲属前来参加。（文/杨友麒 吴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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