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浪漫”源于“轻浮”传统，18世纪末婚姻变成了消遣
一夫一妻制过时了——有人说——因为过去人的寿命太短，根本不知道四五十年对着同一张面孔是会腻死的。
好有道理，我一时无力反驳也无意反驳。而法国人，至少是俗套印象里的法国人，众多文艺片里的法国人，恐怕早就领悟到了这个道理。就看看最近三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各自任性的婚恋故事，及民众对此见惯不怪的反应吧，真可以说，法国人的民族性里含有一种对自由的婚爱关系的普遍接受，哪怕是总统这样代表国家脸面的人物，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也是无可厚非。
于是我们说法国人“浪漫”。不过若按风俗史学家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的看法，这种趋向浪漫的民族性，乃是一种“轻浮”的传统的一部分。《轻浮的历史》是博内为此所写的专著，从旧制度下专属于贵族的轻浮，一直写到互联网时代轻浮的彻底民主化，“一切都被用于规避人生中的悲惨，以树立幸福的、也即轻浮的良心”——你在聊天中随便发个动图，都是一种渊源有自的轻浮之举。
《轻浮的历史》，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内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4
轻浮一词，首先跟女性有关，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们就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将女性贬低为与男性的“太阳性别”相对的“月亮性别”，在夜里，月亮沾太阳的光发亮，散发魅惑，给人以越轨的冲动。太阳确立秩序，月亮却在破坏秩序；太阳慷慨解囊，遍洒阳光，它的存在是一种公共利益，月亮却只顾揽镜自照，引诱人注意自己，无怪一个部落、城邦、国家乃至文明的垮塌，常常被归咎于女人勾引了作为社会柱石的男人，动摇了由男性组成的社会精英集团的凝聚力。
但在法国，尽管视女人为祸水的论调也长年存在，人们却较早地认可女性的轻浮是合理的存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布迪耶·德·维尔梅尔写过一篇《轻浮赞》，“他指出，轻浮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符合人类状况，对于人际交往必不可少”，而之所以会发此论调，是因为在维尔梅尔的时代，驰名欧洲的沙龙文化已经兴盛，女主人迎来送往、言笑浮浪的样子，在贵族圈子里太常见了。那么在贵族之外广大的平民社会里呢？伏尔泰观察到了风气的变化，并且有意去促使它继续松弛，他声称，“穷人靠大人物的虚空过活”——只有贵族们拥有闲暇，能琢磨社交排场的一个个细节，发明一种又一种玩法，才能拉动内需，刺激生产力发展，让平民参与的众多行业都有前途。
从这里已可看出，轻浮之风的炽盛，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它反对的是过去几个世纪里教会统治时的拘谨与禁锢，在彼时，即使贤达如蒙田和拉伯雷，也都义正言辞地指责过女人的放荡本性，在蒙田字字珠玑的随笔里，唯一让我读着不舒服的，便是他就如何在婚姻中排斥“放荡与纵欲”所发的一番宏论。到了启蒙时代，在一帮哲人和政论家的鼓噪下，轻浮，以及作为轻浮之具体表现的欢娱、游戏、享乐等等得到了认可，虽然正方反方长久辩论，但是沙龙社交已是既成事实，纵然有些人痛心世风堕落，也无法遏止。
不过，启蒙时代所推行的轻浮和享乐主义是有分寸的，一位特吕布雷教士——他还是位教士呢——公开支持享乐，但没有忘记提醒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做到乐极生厌的地步”，过头了就不好了。那么怎样才叫“过头”？当然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节育术流行。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说，节育现象在法国出现并且蔓延，要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早得多，尽管“避孕节育并不是那时的新发明，传播方式也不同于文化财富或流行病”。
轻浮、享乐，其实是本能，是人欲的自然流展，法国人有此机缘，甚至可以说“慧根”，却也躲不了严厉的打压。第一次打压就是法国大革命，不仅终结了沙龙文化，而且号称要打造一个“阳刚、高洁之世”，“革命公民必须疏远一切轻浮之念”。然而，行为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错移。比如，雅各宾派的革命领袖圣鞠斯特曾宣布“彼此相爱的人就是夫妇”，这句话原本的目的是要把婚姻放入“博爱”的愿景里面，通过界定夫妇的概念来促进国民的凝聚力，而实质上却是给婚恋的自由化开了个绿灯。
博内也写道，大革命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于1792年9月颁布了离婚合法令，本意是将婚姻重新界定为“一项严肃之举”，消弭两性冲突，未料阴差阳错，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倒台，法国进入督政府时期，厌倦了革命的法国人立时陷入彻底的狂欢，人们极度渴望欢娱、冶游和享乐。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短暂五年里，巴黎摘取了它“狂欢、奢华及轻浮之都的头衔”，离婚自由也成了这轻浮风气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博内从赌场、舞场、游乐场、喜剧院、餐馆到时尚产业等诸多领域勾画了督政府时代法国的世风，而离婚率飙升，及其反映的法国人观念的变化，是最具戏剧性和八卦色彩的。从1792年的尾声开始，离婚率就一路走高，1793年，巴黎共有1690起离婚，1794年达到2400起，而当时巴黎的总人口约七八十万。在督政府的五年里，女人真正践行了其轻浮的“天性”，“一些女性换了五任丈夫”，只要她们在戏院里看上了某男士，就会主动出击，约他去游乐场跳舞。
“爱情不过是一时兴起，婚姻成为一种新的消遣”，自由、平等、博爱的雄健口号，恰好可以用来证明任性有理，消遣无罪。基于偏见，女性一向被怀疑、限制、压抑、禁锢，如今，女性尚且如此，男人就更不待言。书中记道，1796年12月27日，某人给法国下议院发去一封请愿书，他曾经先后迎娶过两姐妹，现在他希望和丈母娘结婚。
在当时的法国，离婚可以由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提出，法律不会设置任何障碍，只要签名即可，因而，报章上的讽刺家管离婚叫“领通奸圣事”，意思是合法的离婚仪式暗示了夫妻双方或一方都曾出轨，或者正式确认他们有权这么做。离婚后的男女偶遇对方时，也都互相友好地打招呼，“然后相忘于江湖”，可见，在摆脱了来自道德、法律、风俗的压力之后，人们轻松惬意至极，婚姻破裂带来的情感损伤被降到了最低。
一般认为法国人对婚姻持有那样一种貌似极端随意的态度，是得益于启蒙运动及后来大革命的动荡。布罗代尔也证实，在督政府时代，法国的弃儿数量“成倍增加”，尽管法国人已经在积极避孕。事实上，避孕措施的普及程度与出生率的升高和降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长时段视角来看，从启蒙时代开始，法国社会就在一路自我减压，到了19世纪中期，原本在情爱、避孕、婚内外性行为这些方面禁律最严的天主教会，也控制不住天主教徒的行为了。不过，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法国人并不是因为轻浮而积极避孕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很积极，因为早在17世纪，法国人口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便已过剩，即使在正常而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里，多生一个孩子的负担也实在太重。
若是把法国式的浪漫解释为“惯于享受两性关系”，我们就会觉得“轻浮”这个偏贬义的词语，比文艺范的“浪漫”更加准确些。轻浮建立在这样一种人生观上：人生并没有崇高的道德目标，而世事中的意外不可躲避，故而，基督教时代以来一直鼓吹的追求“灵魂的安宁”是无聊的，不可取的，凡人应当顺势而动，欢迎甚至制造意外，这才是爱生活、求幸福的正途。
当你第一次体会到一夫一妻制的烦扰时，启蒙运动的开山人孟德斯鸠在《论风俗》里的两句充满诗意的话能给你以安慰，乃至激励你追慕昔日法国人的风采：“时间长了，没有不令人厌烦的……而外物的变化，将我们推入不同的心境。”（文/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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