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在尘封档案中，寻觅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
《惊雷十年梦未醒》孔祥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说过：“真理绝不会装饰好了来到世界上，绝不会头戴王冠，在敲锣打鼓的欢迎声中而来，而总是在偏僻的暗角落里，在哭声和叹息声中诞生。”世间真理是如此，历史真相也是如此，总不会轻而易举地被人发现。孔祥吉的《惊雷十年梦未醒》是一本探求历史真相的书。这本书共收录论文十九篇，大多是作者在国家清史编委会工作期间完成的，正如书的副题“档案中的晚清史事与人物”所言，这些文章以档案史料为基础，所用史料主要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少部分采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记得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若停止读书，就真的开始变老了。套用一下这个句式，一个史学家如果停止搜集、释读原始史料，就真的丧失了学术生命。因为，大多数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就藏在尘封的档案之中。正所谓“治史如断狱”，《惊雷十年梦未醒》便是这样一部“鉴证实录”。
幸有文心烛幽史
书中一半以上的文章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依其所论人物，约略可分两类。
一类写的是现在的人们知之不详的人，比如《清宫档案中的朱智与杭州的六和塔》的主角朱智。朱智是杭州人，家住元宝街一号，不过长年在京城为官，一生多半时间在军机章京值房中度过，致仕返乡后曾出资重修六和塔。正因如此，现在提到朱智的文章几乎都与六和塔有关，其生平却无人能详。上世纪六十及八十年代，孔祥吉两次登临六和塔，因此记住了“朱智”这个名字。后来，他在档案中发现了朱智的《遗折》和其他生平档案，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原来朱智的一生并不简单，作为晚清中枢机要部门的官员，亲历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咸丰十一年秋，朱智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军机处当值，在辛酉政变中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与老练，赢得了后来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之信任，此后仕途平顺，在光绪五年升任兵部侍郎。在《遗折》中，朱智写道：“光绪七年在兵部侍郎任内开缺，回至浙江省城原籍，杜门养疴。嗣因钱塘县境内，濒江石塘，坍塌已甚，并六和塔年久失修。臣目击情形，工程紧要，自愿分年措资，独立修建。”也是这造福桑梓的善举成就了后世史家为其立传的因缘。
另一类是重新品评人们熟知的历史“名角儿”，《不一样的李鸿章》可为代表。李鸿章本就是个争议颇多的人物。越是如此，越需以尽可能多的视角进行考察，才有窥得全豹的可能。此文其实是一篇书评，所评之书为窦宗仪的《李鸿章年（日）谱》，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外文史料为主，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国的外交档案，来华外交官的报告及回忆录等，特别是使用了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展示出了外国记者眼中的李鸿章。在文中，孔祥吉撷取苏州杀降、甲午战争、签订《中俄密约》等李鸿章政坛生涯的重要片断，说明《李鸿章年（日）谱》的价值。比如，一八八四年，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日本人支持下发动了“甲申政变”，这实质是朝鲜内部的政治斗争，但李鸿章缺乏近代外交意识与经验，仍以“宗主国”姿态介入此事，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直接影响了后来历史的走向。读书至此，我们不仅对李鸿章多一份新的认识，也获得观察当下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启发。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说，多读史传，能烛照源流，洞见真妄。或许，这就是史学的魅力吧。
杭州六和塔
“国丈”“皇叔”真面目
史学是一门需要距离的学问，近代史事因距今较近，受现实政治制约较深，史料又极丰富且多歧见，往往真相彷佛就在眼前却不易看清，反而形成了一些暗角落，照亮这些角落，也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光绪皇帝有这样一位岳父》和《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就是如此。
奕劻是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在恭亲王奕欣被免去职务后，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又负责办理海军事务。孔祥吉认为，长期以来，不论是义和团，还是一般清朝官员或驻京的外交官，甚至他自己在过去的研究中，都认为奕劻是反对义和团的。但是，对军机章京“召见单”的研究，让孔祥吉有了新的认识。所谓“召见单”，是皇帝召见官员们的姓名记录。孔祥吉发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到十九日慈禧的“召见单”上，奕劻是“常客”。而且，慈禧很多时候都是先见奕劻，再召见其他人。他捕捉到了这一微妙的顺序排列，顺藤摸瓜重新考察了庚子年慈禧对弈劻的态度，结果发现慈禧对弈劻的宠信，远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其实，富有政治手腕的慈禧，从来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载漪利用义和团和清军与列强正面斗争，另一方面则让奕劻负责谈判斡旋。当时那些消息灵通的高官，对此其实心知肚明。比如，身在上海的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一封给袁世凯的密电中专门说“请庆邸独对”，显然知道奕劻在政局中的地位。所以，事情的真相是，对于义和团，奕劻本没有明确的态度，他的一切态度都来自于慈禧。正因为如此，义和团运动之后，奕劻依然大权在握，即便父子贪腐丑闻传遍天下，慈禧仍袒护其过关。
与之相仿的是光绪的岳父桂祥。桂祥的家，是清末著名的“凤凰窝”，清王朝最后的两位皇后慈禧、隆裕的娘家都在这里。桂祥读书不多，才能平平，但身份显赫，姐姐是慈禧太后，女婿是光绪皇帝，按照老戏里的说法，既是“国丈爷”又是“国舅爷”。不过，桂祥之女入主中宫，完全是慈禧出于私心的安排，而非光绪本意。光绪皇帝“恨”屋及乌，既然对皇后不满，当然也不会给老丈人好脸色。于是，就有了甲午战争期间，桂祥率领京师神机营出征的闹剧。文廷式的《闻尘偶记》对此作了极有画面感的记载：
甲午之秋，神机营出兵。有遇于卢沟桥者，见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十一二龄之童子也，余多衣裩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遇之者口占一诗，有“相逢多下海（京师呼髯为下海，海字疑颌字转音），此去莫登山”之句。盖兵出防山海关，故借点“山”“ 海”二字云。
这支老爷兵在前线寸功未立，而且骚扰百姓，丑态百出，桂祥不但吃尽了苦头，也丢尽了脸面。深宫之中的隆裕皇后本就孤单寂寞冷，见到老父如此惨状，就去找婆婆也是姨妈的慈禧告状。慈禧当即传皇帝宠信的瑾妃、珍妃到仪鸾殿，大加训斥，年轻气盛的珍妃反唇相讥，慈禧更是怒不可遏，令太监“褫衣廷杖”，把珍妃打得不省人事。这招“隔山打牛”十分厉害，光绪急令军机处给桂祥发了回京的电报。孔祥吉说，对于珍妃被责这段历史，“余始终感到未能解读透彻。直到与桂祥的经历联系考察，方才明白此次宫中冲突的爆发，桂祥事件乃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起因”。
绣了鸳鸯度金针
读《惊雷十年梦未醒》，不时可得到史学方法的提示，而《冯自由著史方法究竟错在何处》《〈记名档〉与清人传记之撰写》这两篇则直接论述治史的方法问题，特别值得一读。
冯自由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家，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与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他从创造历史走向书写历史，成了一名革命史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革命逸史》等著作获得了很高的赞誉。特别是《革命逸史》一书，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坊间传为“信史”。孔祥吉在考察辛亥史实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冯记”辛亥史的一些问题。比如，冯自由在书中说：“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据孔祥吉考察，冯自由笔下的沈、戢二人事迹多有错讹，甚至“沈云翔”这一名字也是错的，应为“沈翔云”。
关于戢翼翚，孔祥吉专门写了一篇《湖北革命党人戢翼翚重要史实考述》，也收入本书，可以比照阅读。这些都说明，《革命逸史》其实是一部“革命回忆录”，离“信史”还有不小的距离。更要命的是冯自由史观方面的偏差，导致他在描绘辛亥历史人物时，有把复杂人物简单化的倾向。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与刘学询的交往。日本外交档案记载，孙中山与刘学询是“同乡旧交，堪称莫逆”，“ 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刘学询还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但在冯自由的笔下，这些重要细节付之阙如，只简单的解释为“总理以其（即刘学询）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逐渐而疏远之”。刘学询是光绪十二年进士，因在广东操纵闱姓赌博而发横财，名声极差，曾被广东数十名绅士联名举报。这样想来，冯自由应是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与领袖的“伟光正”，而故意在此虚晃一枪吧。
治史固然离不开科学的史观，但仅有史观并不够，还需要对史料的掌握和考辨。高明的史家往往能从不为人注意的史料中发现重要线索。前文提到过的《召见单》是一例，《记名档》则是另一例，这是一种军机章京负责记录与保管的档案，大体分为文职、武职，内容包括官员的是非功过、人口考述等，有点像今天的干部推荐考察表。在晚清为官者，但凡名列《记名档》，升官就指日可待，换作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进入组织视野”了。但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要么因为办理宫廷事务及军机要务表现出色得到军机首辅、王公亲贵的保举，要么工作勤勉、成效卓著而得到六部、总理衙门的长官或封疆大吏的推荐，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捐纳钱财换得保举。孔祥吉认为，这种档案是军机官员办理军机要务最原始的记载，内容尽管简略扼要，但很准确，可纠正《清史稿》等的差错，比如，《清史稿》中记载黎庶昌“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据《记名档》“两江总督曾国藩保，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候补知县升记名道黎庶昌”，则可知黎庶昌的身份应为“候补知县”。当然，《记名档》也有局限，一方面过于简略，另一方面有的人为保举成功，对被保举人多有溢美之词。这些都提醒人们，需与其他史料参酌、鉴别使用。
元好问有句曰：“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著史与绣花其实也有些相似。以此来看《惊雷十年梦未醒》，可谓既欣赏到了鸳鸯，也收获了金针。（文/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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