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社会旧知识分子朱光潜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丰硕，人生跌宕进退有常
2017年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诞辰120周年。他与同为北大美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同年出生、同年故去，且都诞生在安徽。为缅怀两位先生在融通中西学术，建构中国现代美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振兴21世纪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主办的“朱光潜、宗白华与二十一世纪中华美学——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底在安徽合肥举行。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及诸多人文学科研究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朱光潜的研究，不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绵延不绝，波澜起伏，而且在连续数年的“美学大辩论”中，还成为全国学术批评关注的焦点。与以往的朱光潜研究不同，本文并非对朱光潜某一或某些美学观点的介绍探讨，也并非对朱光潜学术著作或人生旅程的描述考索，而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朱光潜做学问的整体气象和特色格调进行勾勒展示。期望朱光潜先生为学的风雅异韵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追求，对我们认真改进学风，提升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品质，有所启示和助益。
学人小传
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22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5年起先后就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笔优美畅达、见解独到精辟而蜚声于海内外，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国学术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朱光潜于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纵览中国近百年学术人物，朱光潜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其学术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呈现出与同时代学者颇为不同的风雅异韵，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一道亮丽风景。
通俗易懂与渊博精深
朱光潜一生著述宏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0卷，700余万字。中华书局正在陆续推出的《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达30卷，总字数约1000万字。
避开众多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不谈，朱光潜的撰述若从表达方式和阅读难易上分，大体可划为研究型和通俗型两类，即既有许多严谨扎实、脍炙人口的学术专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读物。前者如《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评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后者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谈美书简》等。如果说，前者学术专著以开拓性、厚重感著称，那么，后者普及读物则以知识性、可读性见长；如果说前者以材料翔实、论证细密为特色，那么后者则更多呈现娓娓道来、亲切有味的风貌。
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学人，当然不乏重视和写作通俗读物者，如顾颉刚作《国史讲话》、艾思奇作《大众哲学》、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李四光作《中国地势变迁小史》等，均堪称“大家写小书”的翘楚。朱光潜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学者写通俗读物多半偶一为之，而先生却纵贯一生。从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美书简》，他毕生撰写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著作（翻译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读物。对此，朱光潜自己毫不讳言，他在晚年所著“自传”里说：“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写的。”
朱光潜的通俗著述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出版已近90年，不仅是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也是今天的常销书，曾扣动许多人的心弦。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当年就为其“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深深吸引，惊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他说朱先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著名学者舒芜直到晚年都“很宝重它（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读”，认为“现在重看还会觉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1994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遇到几位来自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听说我追踪朱光潜当年留学英国的足迹并搜集相关研究资料，竟异口同声说读过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可见好书如夜空中的北斗，即便在异地他乡，也会云灿星辉。
朱光潜通俗读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切实的话题、丰厚的学识、透彻的说理、亲切而优美的文风，应是其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通俗读物所谈论的议题，并非仅从书本中来、从已有概念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青年所关心或所困惑的问题中来。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为基础，以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解说为向导，带你走入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如何参与社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欣赏美和艺术、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浅近而又幽深的堂奥，字里行间无不透逸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神采。
朱先生不同时期写给青年读者的书，当然有寸长尺短之别，但总体看都相当精彩，与其说是通俗读物，不如说是说理散文。通俗读物与说理散文无疑有许多交叉重叠，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汉界。如果说，通俗读物主要着眼于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简明介绍，或是对社会人生道理的一般讲述；那么，说理散文则在传授知识或道理的同时，更注重将作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情感和思想，以优美畅达的文字表达出来。朱光潜曾反复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这就是说，他的通俗读物并非只是知识的罗列、材料的堆积和常理的叙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诸多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加上其文笔有行云流水般随物赋形的本领，因而在给人许多人生启迪和感动的同时，还给人带来欣赏美文悦心明智的享受。
考察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尚没有一位像朱光潜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又在通俗读物领域辛勤劳作，成就斐然。他的通俗读物远离简单应时和浅薄粗陋，并非学术专著以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具有很高独立存在的价值——对他自己而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堪称熠熠生辉的亮点；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来说，则是产生广泛影响的佳作，可谓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两者彼此影响，取长补短，不仅使高头讲章的学术专著呈现明晰好读的散文风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彰显言简意深的学术胜境。季羡林先生评价说：“他对中外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的文笔又流利畅达，这也是学者中少有的。”渊博精深与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潜身上却得到完美统一。
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曾这样总结自己写文章的特点：“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清醒流畅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我以为，做学问和写论文之妙，即在于深入浅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入之不深，则难免生吞活剥、捉襟见肘；只有入之深并出之浅，才能做到举重若轻、言简意赅，而出之不浅，则难免艰深晦涩，让人望而生畏。庄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技术纯熟、工多成艺的故事，做学问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其境界庶几可近似之。
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
朱光潜做学问起步早，起点高。1921年，他24岁，还是香港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大学生，就在当时全国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同年，他还在很有影响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为派Behaviourism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一时颇受关注，可谓一鸣惊人。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万字文质俱佳的论文、专著和译作等，如倾泻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学术文化的深潭大泽，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激起飞溅浪花，荡漾天光云影，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画卷增添新的七宝楼台，开拓了学术文化的新境界。
青年朱光潜跨入学界，并非仅从某一学科谨慎试步，单线作战，而是一开始就多路进发，多点突破，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爆发力。
在心理学领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为派的文章外，他还发表《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3年7月）等系列论文，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1930）、《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两部专著。高觉敷先生早年曾评价说：“孟实先生虽算文学和心理学间的‘跨党’分子，然而他在心理学上对国人的贡献，实超过于一般‘象煞有介事’的专门家之上。譬如我们现在都知道弗洛伊德，但是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算是他第一个。我们现在已习闻‘行为主义’，但是介绍行为主义的，也是他第一个。我们现在已屡有人谈起考夫卡和苛勒，但是评述完形派心理学的，又是他第一个。”高觉敷先生堪称心理学泰斗，这里所说的三个“第一”，足以表明朱光潜在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朱光潜更是出手不凡。1924年面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对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含蓄特征发微抉隐，钩深致远，曾让朱自清、夏?D尊等啧啧赞叹。1927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为题的三篇论文，分别系统评述法国圣伯夫（Sainte Beuve）、英国阿诺德（Matthew Arnold）、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为我国学术界首次掀开欧洲美学和文艺批评代表人物的面纱。随后，他不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1935年），还在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谈美》（1932年）、《文艺心理学》（1936年）两部专著。向培良当年即评价说：在我国学者所著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中，“能以卓特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的，要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始。”张景澄更是指出：“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若以中国作品作为针对的鹄的，在国内尚无其人，这本《文艺心理学》可说是阴天里掀开一片蓝天了。”朱光潜著述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拓荒作用，由此类评价可见一斑。
在比较文学领域，朱光潜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揭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源头到流变的不同特征，并对其差异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还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期，1935年10月）等系列论文，对中西文学的异同特点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他最富“独到见解”的专著《诗论》，既用西方诗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又用我国诗话及创作实践来阐释西方诗论，在中西比较互释中提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被著名学者张世禄誉为是接受外来影响“近于消化地步”的“惊世之作”。我国首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称朱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绝非言过其实。
在教育学领域，朱光潜20世纪20年代曾发表许多有思想、有锋芒的论文，如1922年3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怎样改造学术界？》，针对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精神改造、环境改造、人才培养等诸多措施和办法，表现出少有的改造教育和社会的睿识与激情。紧随其后发表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5月）、《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教育杂志》第14卷第12号，1922年12月）等等，借鉴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为中国教育发展吹进新鲜空气。
以上描述，仅是对朱光潜早年闯荡学界矫健身影的简略勾勒。从这匆匆掠影中已可领略，青年朱光潜在学术疆场上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气概，攻城略地、勇猛精进的成就。然而，他为学有锐意进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有脚踏实地、严谨细致的作风。通览他的著述，尤其是他毕生专注的美学研究，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从选题到观点、从材料到论证，或介绍西方学说，或阐述一家之言，均可见出别具之慧眼和独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证材料，要么直接译自西方原著、要么发掘于中国典籍，绝难窥见与别人相似或雷同之处。他的学术生涯，横跨大半个世纪，伴随时代波涛的翻滚和激荡，其研究重点和学术思想也有所迁移和更新。但不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幻，他多能立足于学术前沿，悉心研究，坦率发声，铺路架桥，嘉惠学人；他的研究成果，多发人之所未发，常处学术先锋，却从未流于偏激，实事求是，表率群伦，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辈学人中罕有可与比肩者。
一般说来，开路先锋多探索摸进之功、冲锋突破之力，而稳坐中军的将帅则长于运筹帷幄，专于排兵布阵。朱光潜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之木，不断开辟新论题、提出新观点，其开路先锋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他从不以先锋自诩，更不以北大名师和学术名家的身份招徒聚众，摇旗呐喊，颇有龚自珍所说“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仪。不过，朱光潜不立门户、不拉山头，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沾溉学林、泽被众生。读中国现代美学史，朱光潜既是开疆拓土的勇士，又是深孚众望的将军；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的形象，在他身上赫然并立又融为一体。
人生跌宕与进退有常
朱光潜先生的一生，在时代涡流的挟裹下，载沉载浮，屡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坚韧定力的大学者，先生面对时代巨变，调整心态，积极应对。他一面洗心革面，多次公开检讨，真诚反省自己的过去，以丢掉包袱，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一面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实践，除在北大带两个班的翻译课以外，还于1951年初参加北京院校教师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赴陕西省长安县东大村直接参加土改运动。他将观感及发现的问题，分别写成《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等文章。中央统战部把朱光潜及参观团部分教授所写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示。
朱光潜的真诚改过和积极作为，赢得毛主席的赞赏，自然得到组织的肯定和接纳。1956年5月，朱光潜在北大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民盟界别的代表，于1957年2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不过，在那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他的美学思想则被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因而对他的批判格外严厉，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这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持续六年之久的美学大辩论。
美学大辩论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潜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在该文里，他否定了自己民国时期的丰硕学术成果。不过，他对涉及到核心学术的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明确说——“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美学大辩论中有近百位学者直接参与论战，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近三百篇论辩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剑指朱光潜。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朱光潜坚持在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低三下四，而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他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秉笔直书，推出《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十数篇宏论，指出参加美学论辩者，虽然主观意图上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可思想方法上却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毛病。
朱光潜曾幽默地称自己是美学大辩论中的“众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马瞄准射击的“靶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用特种防弹材料制成的“靶子”，实在不容易击倒或打穿，而许多唇枪舌剑批判他的人，却在对这个“靶子”反复追踪打击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名声。这一点，当年多次诘难和批判朱光潜的“论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洪毅然深有体会。他说：“（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原本起自对其过去美学思想之‘批判’的那场全国性美学大讨论，终因其‘笔战群儒’，结果反而恰恰成为、实际正是他在客观上起着带动大家不断前进之作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
翻检20世纪中国学术史，没有任何一位学人能够像朱光潜这样，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讨伐，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即便孤军奋战，也顽强拼搏，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与品格，即他所说的“不隐瞒或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
朱光潜先生作为年过半百跨入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学术毁誉交加。他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身处困境而不失未来信念，仍坚信学术力量。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变化更新，也有执着定见；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和学术坚守，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显了一代美学大师的睿智人生和学术风范。（文/钱念孙 安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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