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断重返历史现场创伤记忆再叙述，才可能抚平心灵褶皱
《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陈映真上世纪80年代反省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介入式写作，也是陈映真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话语实践。陈映真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并不是停留在清算某党某派，他始终通过文字孜孜不倦地清理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通过分断时代的历史记忆，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故事。不管是日据时期参与大陆抗日运动，还是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50年代前后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与追求，都显示了台湾与大陆在探寻新中国现代性方面的连接，显示了内在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台湾脉动。陈映真以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为国家分断、民族离散进行疗伤与救赎，并重建“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国认同”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白色恐怖创伤书写
白色恐怖历史叙述意味着什么？陈映真坦言：“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陈映真的视野并非在自身，而是始终关注“我们”，关注整个共同体。他意识到单纯的苦难书写或者控诉无助于创伤疗愈，只有超越一己经验，用艺术升华的方式去反省，才能疗愈“我们共同”的创伤，才能有益于历史与人民。因此，他对白色恐怖的书写,重点并非揭露与控诉，而是召唤记忆抵抗遗忘，通过历史的再叙述以期疗愈“内战-冷战”结构下民族分断的伤痕。曾为政治犯的陈映真对国民党暴力机器的残暴冷酷自是不会陌生，但他几乎没有正面写及这部分内容。恰恰相反，陈映真小说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左翼青年、台共党人胸怀中国、关心民族前途、关爱底层群众而不惜自我吃苦、自我牺牲的精神光辉与生动细节。从《铃珰花》《山路》到《赵南栋》，文本对白色恐怖的呈现越发明朗，进步革命志士的形象越发光明伟俊。
《铃珰花》通过军警驻校、沉默耳语呈现白色恐怖的氛围，“放牛班”学生口中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内战、不打自己”暗示了高东茂向往红色中国的左翼情怀。高东茂是作为背景或者说精神符号出现的，小说表面的主角是小学生阿顺与阿助。陈映真着重塑造50年代台湾“反共肃清”的社会氛围，逃亡中的高东茂不是“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个“仓惶”“愁苦”的普通人。
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写作手法、形象塑造，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艺术准备，更与写作环境息息相关。《山路》以回溯叙事带出50年代李国坤、黄贞柏的理想信念，侧写台共党人。国坤死于刑场的“痛伤”，借着蔡千惠的自我吃苦，形成巨大力量驱迫弟弟李国木“力求出世”、“读书上进”。《山路》除了简单交代革命者的勇敢赴死、半生囚禁，着笔重点是受难者家属的生活形态与社会风气。“反共肃清”的残酷性造成戒严时期台湾民众禁锢沉默、理想主义失落。
相比《铃珰花》的隐晦模糊和《山路》的侧面塑造，发表于解严当年的《赵南栋》对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刻画直接鲜明，有点类似近年关于50年代台湾的纪录片、回忆录、访谈录、报导文学。《赵南栋》通过叶春美、赵庆云的回忆，大量呈现受难者的生活形态、临刑神态与狱友们关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国际形势的讨论。读者可以管窥诸多台共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林添福和蔡宗义临刑前依然关心国际形势，极富洞见。林添福一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朗笑，临刑前他用日语仿佛无限惊喜地喊“哇！有月亮呢！”陈映真笔下的左翼青年、台共党人是光明伟俊的，之后蓝博洲的报道文学继承发扬了《赵南栋》中左翼革命志士的形象塑造方式。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并不会因为遗忘就被疗愈，恰恰相反，只有不断的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创伤记忆的再叙述，才可能抚平个人心灵的褶皱，连接社会历史的断裂，从而达到救赎的可能。
文学如何思想当代：现实感与话语重构
思想型作家，陈映真写论文、打笔仗、写小说、办《人间》杂志，都只是自己思想的表达。《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的创作也都是因为作者有“话”要说，三篇小说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有着清晰的话语重构意识，深刻回应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文革反思等社会历史，更回应物质日益富足、精神日益贫困的台湾社会。
《铃珰花》《山路》和《赵南栋》是以小说介入历史与现实，以文学方式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问题。《铃珰花》通过儿童回溯式视角揭示左翼社会主义话语和红色祖国认同，这显然针对80年代渐渐猖獗的分离主义势力“去中国化”的企图。陈映真以文学形式呈现50年代台湾青年为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不惜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历史细节，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的理想追求与民族认同，以生动感性的方式驳斥了分离主义势力对历史的扭曲。这既不同于国民党“大江大海”的所谓失败者的历史叙述，也不同于台独派积极建构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
在白色恐怖高压下，政治犯是禁忌、恐惧的。《山路》中国坤死于刑场，促使家庭“不问政治”、“读书上进”，度过戒严时期的峥嵘岁月。有意无意遗忘历史，遗忘充满理想的整整一个世代，专注生存改善，是大众无力抵抗消费社会，沦为欲望奴隶从而精神贫困的深层原因。陈映真借蔡千惠对只知感官享乐的人的“家畜化”提出严厉批判。蔡千惠在报纸上看到往日恋人黄贞柏出狱的消息，想到李家的初衷，不断自我责问，怀疑如今安逸的生活是否妥当？因为社会、个人对满怀青春热血勇于牺牲自我的整整一个世代的遗忘而不安、愧疚，顿觉当下社会生活的无意义，丧失了生的信念，生命迅速萎缩。
在《赵南栋》结尾：赵南栋终于赶到医院，但父亲已移送太平间而他毒瘾发作。除却跨国企业对人的宰制，赵尔平、赵南栋的生存状态无疑提醒我们反省：大众消费社会，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快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陈映真同样借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心声。毋庸置疑，彼时陈映真更为担忧的是弥漫于台湾社会的分离主义思潮。《赵南栋》四个小节都从“病的记录”切入，充满隐喻色彩，在分离主义氛围渐浓的社会中，知音寥落的50年代的革命记忆如何再焕发生机？
一个入世的作家，陈映真的创作总是积极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他的白色恐怖书写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召唤社会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再记忆，更是以革命志士的家国理想批判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犬儒世代，同时回应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
文学如何呈现左翼情怀：耶稣式人道主义
除却大陆上世纪30年代文学以及与白色恐怖刑余者相遇的左翼思想来源，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映真。陈映真心中的耶稣，并非“上帝之子”，而是与穷人、罪人、受轻贱者同在的异议分子。陈映真从耶稣身上感受到“爱”的力量，这是他左翼情怀的底子，也是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温暖的感性力量的潜在缘由。
陈映真的左翼情怀不是教条坚硬的“阶级斗争”，而是流淌着“爱”的人道主义内涵。充满耳语的恐怖社会中，高东茂依然谆谆教导学生：人与人要彼此友爱，不要彼此区隔。他认为分班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自动请缨带“放牛班”。“高老师并且不顾校长的反对，带着全班学生到莺镇附近的卫星村庄如二甲和大埤，去帮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带着学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技能。”除了左翼的平等互助理念，高东茂始终站在穷人立场，乐于帮助穷苦人的精神，不免令人想到关心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耶稣。
《山路》通过倒叙、插叙不断回放蔡千惠沿着台车道来到李家、回放李国坤与黄贞柏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辩论。表面上蔡千惠是以自我吃苦救赎哥哥对革命的出卖，事实上，是革命者“为了勤劳者的幸福勇于打碎自己”的精神信念感召了少女蔡千惠。陈映真自谓在狱中听到许多比蔡千惠更感人的故事，但对“故事”的记忆与选择，无疑取决于作者的内在视野与情感关怀。《山路》《赵南栋》中革命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随时准备赴死的左翼情怀，与耶稣被盯十字架、主动担起世间苦难的救赎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文学如何疗伤：分断时代的民族认同
民族分裂的隐痛是陈映真最为关切的问题。陈映真自述“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下，透过鲁迅和别的30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面对历史创伤的遗留问题，他认为关键是“找出一条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牢狱生涯使他遇见在缧绁中度过20年上下的政治犯。《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呈现的就是“冷战-内战“结构下心怀理想信念不惜赴死的一代人。
中国素来不缺为民请命、为国赴死之士。《赵南栋》中随时都可能被点呼赴死的政治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家民族与国际形势。民族分断时代，认同问题充满危险性，如何拯救认同危机呢？陈映真认为应该认同“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国共内战中，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赵南栋》中叶春美的恋人对她说：“本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们找到了。”重新被找到的“祖国”正是他们不惜锦绣青春追寻的“红色中国”。台湾光复时，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前来接收的祖国军队。国民党忙于内战，加上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群众弥生失望情绪，随后“二二八事变”爆发，台湾社会普遍对国民党失望。寻找出路的进步青年，不少都思想左倾，认同“红色中国”。
《赵南栋》中光复后赴台的宋蓉萱意识到中国历史教材严重缺乏，应该从台湾史着手进行中国历史的再编写、再教育，这是光复初期两岸知识分子携手进行“文化重建”的文学再现。1945年至1949年，台湾的“去殖民经验”往往停留在“去日本化”层面，如何清理台湾殖民历史，如何使民众完成从“现代战败国”国民到“落后战胜国”国民的心理过渡，在精神、心灵层面的“去殖民”没有充分展开。随着“内战-冷战”序幕的拉开，台日都被编入美国的支配体制，“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取代，在两岸分断、民族离散的背景下导向台湾部分人的认同危机。
《铃珰花》里高东茂被征兵到大陆后反而帮忙抵抗日本侵略，无疑是日据时代台湾青年赴大陆抗日的文学化处理。《山路》中李国坤等革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追寻不无吕赫若等人的影子。《赵南栋》中宋蓉萱、赵庆云从“九一八”开始，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而英勇斗争。可是，有着这样辉煌过往的革命志士要么被刑杀，要么熬过漫漫牢狱生涯后缄默不语。沉默背后是摆脱牢狱生涯的赵庆云们自知与台湾社会的格格不入。50年代青年志士追寻新中国的青春理想被消费主义风潮所湮没、被分离主义氛围所压抑。他们为了民族国家抗争入狱、奋斗牺牲，在80年代后的台湾社会语境中，不仅知音寥落无从说起，还面临着误解、甚至歧视。
陈映真富有历史眼光与国际视野，始终把台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造成国家分断、民族离散。陈映真通过民族分断时代政治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呈现为了新中国、为了大众幸福奉献青春热血的整整一代人，不言自明地批判了分离主义势力扭曲的国族认同建构。（文/陈美霞 《文艺报》2017年11月17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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