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漏邑》中传奇英雄宋源的身心灵皆有“漏”，交错呈现两个世界
赵本夫长篇新作《天漏邑》有两条线索，一是民国时期的学者柳先生、当代学者祢五常先后带领的两个学术团队孜孜不倦追寻“天漏邑”神话传说和历史奥秘，另一条是宋源、千张子领导的“天漏邑”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及其主要人物的传奇故事。前者是神话传说和邈远模糊的历史记载构成的神秘世界，后者是更接近当代读者经验的现实世界。或者说，一条线写“天道”，一条线写“人道”。
交错呈现两条线索，两个世界，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比较普遍。从汉代留存的古小说开始，直至明清演史小说和世情小说，无不在描写世俗生活的同时涉及大量宗教神学内容。中国传统小说始终就是世俗智慧和宗教生活的杂糅体。到了明清两代，世俗智慧和近代理性精神日渐发达，小说的宗教神学部分逐渐从原有混合体中分离出去，成为与世俗生活相对的另一个大幅度收缩的神秘世界。尽管收缩，但仍然顽强存在着。彻底写实的《金瓶梅》甚至抛弃了这样的两重叙述结构，但其他许多小说仍旧保留世俗生活与宗教神学杂糅的特点，作者固然专心写实，可一旦碰到难以解决的历史、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还是喜欢“引经据典”，将现实世界的起源、演变、收场统统归结为某个超验世界的神秘预设与幕后控制。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是这样的两重叙述结构。余英时说《红楼梦》有“两个世界”，一是大观园、荣宁二府的现实世界，一是青埂峰、无稽岩、女娲补天余下一块顽石、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的木石前盟、太虚幻境与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共同组成的超验世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鲁迅说曹雪芹把中国小说先前的所有写法都打破了，为何天才如曹雪芹也还要采取这个套路？很简单，因为曹雪芹对人的世界说不清楚，他觉得有必要在现实世界之上或背后另设一个神秘世界，将现实世界的内容放进去，似乎这样才能求得一个较为权威和合理的解释。当然对于那些神秘的超验世界他自己也根本不能洞悉底蕴，设立这样的超验世界，只不过想贬低经验世界与现实理性的权威而已。
“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君临天下，传统小说两重叙述结构有所抑制。然而一旦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不再罢黜百家唯我独尊，小说的两重叙述结构又很自然地恢复了。比如，我们在《古船》中就碰到类似两个世界重叠的写法，一是洼狸镇最近几十年有案可查的历史与有目共睹的现实，一是洼狸镇邈远难寻的远古宗教、神话、传说、历史以及钻井队带来的有关洼狸镇未来的忧患共同组成的超验世界的幻影。《白鹿原》受《古船》影响，也有一个神秘的“白鹿”传说挥之不去。“新时期”之后，类似的写法当然不限于张炜和陈忠实，就连全身心关注当下现实、绝少在乎“怪力乱神”的路遥，其《平凡的世界》不也意味深长地收笔于孙少安“建校会”与神汉刘玉升“建庙会”的对垒吗？
所谓“两重”其实也是一种跳跃式叙述结构——本来聚精会神描写现实世界的“人道”，一旦遭遇理性不能解释的“天道”问题，就不得不陡然跃升至超验空间，允许作者和书中人物在那里展开“天问”式思考。这个传统贯穿周秦至晚近中国数千年各体文学，小说表现得更充分，直至当代《古船》《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依然绵绵不绝，由此形成中国文学（尤其小说）富于想象的神奇瑰丽的特点。但恰恰这个传统又暴露了中国文学致命的短板：中国文学赖以为根基的中国文化之“天道”话语不成体系，严重残缺，虽然不断修补，仍难以完备。当我们的作家希望从远古神话传说以及本土的宗教寻找经典援助时，往往苦于找不到与现实世界配合无间的一整套有效的“天道”话语，共同撑起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两重阐释空间。
鲁迅创作《呐喊》时也曾有意采取神话、传说做材料，第一篇《不周山》发表时还颇得“创造社”首席批评家成仿吾的激赏。但鲁迅很早就发现，中国上古神话保存极不完善，采取神话写小说一开始就困难重重。13年之后他终于完成了8篇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故事新编》，但真正算得上神话、传说的只有《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奔月》和《铸剑》，其他5篇都是对真实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事迹的“铺排”。《故事新编》为中国现代小说史贡献了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奇之作，至今还以其丰茂的神秘性吸引着中外学者，但鲁迅同时也告诉我们，极不完全的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不足以借来解释当下现实，即使你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无济于事。
不仅远古神话传说，就是秦汉以前的“群经”也破碎不全。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认为，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凭吟诵而记忆不误的《诗经》可谓“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其他古书皆有可疑处，因为都是汉以后“博士”访求、补缀、伪造而成。这个文化补天的工程至今还在继续。
赵本夫《天漏邑》更进一步，它虽然也部分借用了女娲补天神话，还煞有其事引用唐人孔颖达对《周易•无妄》的注疏，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截断众流，仅仅强调一点：他要讲述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天漏”之国，其所拥有的也只是一种“天漏”文化。文化、记忆、制度如此，群体和个人的身、心、灵亦复如此。巨大的“漏”字覆压全篇，成为“文眼”。赵本夫并没有援用某个现成的神话传说为其小说的现实世界构造一个具有强大阐释功能的超验框架，而是暗示其笔下“人道”世界和“天道”世界都残破有“漏”。如果说他有足以阐释现实世界的超验世界，那也就是这个关于“天漏”的半神话半传说的奇特寓言。不同于“寻根文学”时期中国作家普遍相信我们一定还有遗失待访的神秘而完善的祖宗文化之“根”，《天漏邑》一上来就承认我们的文化之根就包含在一个巨大的“漏”字里面，犹如无法逃避的原罪。
每个人都是天漏村居民，都是天漏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带着与身俱来的“漏”来到人间，经历一世。犹如贾宝玉戴了一辈子“通灵宝玉”，“天漏邑”的人则一辈子都与“漏”为伍。“天漏”的说法并非现成神话传说，乃是赵本夫苦心孤诣的创造，犹如《红楼梦》一系列超验传说也并不见于任何典籍，而是曹雪芹对女娲补天神话的大胆改写，更多内容完全出于虚构。为何时至今日，中国作家仍然需要援引某种现成或臆造的神话传说来解释现实世界？这当然还是经典的力量在起作用。人的思考有限，他必须借助经典，哪怕这种借助是对经典的怀疑、挑战和改写，经典的到场也依然必不可少。
这是具有勇敢的探索精神的作家必然面临的处境。但引用什么经典，如何引用，则要看作家所处文化传统的实际状态以及他对不管什么状态的文化传统的认识。基督教世界的作家按理无需引经据典，他们的经典日常在流通、运用着，读者和作者都很熟悉。尽管如此，托尔斯泰《复活》还是引了《圣经》的话。“五四”以后，“作诗不用典”已成为白话诗人奉行的基本原则，但白话小说和白话文仍然无法告别经典。鲁迅在《彷徨》前面引了屈原《离骚》两段话，《坟》的后记还认认真真引了陆机《悼魏武帝文》。但鲁迅不再将所引用的古代作家片言只语视为真理，而仅仅借来寄托感慨；正如小说《补天》并非简单援引女娲神话，而是有大胆的改写和许多出人意表的添加内容。“经典”的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至于赵本夫的臆造经典更偏离了传统的“引经据典”。与其说他仍然在依靠经典说话，毋宁说他仅仅利用人们相信经典的心理惯性，将自己的创造伪装成经典，抬进那个虚位以待的制度性的经典神龛。
但这样又发生一个问题：变相援引或彻底改写所造成的新的神话传说究竟具有怎样的规模才比较合宜？为了使“天漏”说法有根有据，赵本夫让柳先生、祢五常师徒在九龙山的岩洞里，围着一大堆竹简，前仆后继，锐意穷搜，而且似乎也不断有所发现。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只不过为了营造一个象征而已。作为象征和暗示，寥寥数笔足矣。小说重点无疑不在于此，而在天漏邑的“人道”世界，抗战背景下天漏村以宋源和千张子为代表的一大群人物的命运理所当然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读者也不会相信，如果让柳先生、弥五常等人一直那么研究下去，果真会找到某个惊天动地的奥秘。即使要追问“天道”，也必须落实为“人道”，正如春秋时代郑国王孙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我认为，《天漏邑》围绕柳先生和弥五常委实写了太多，却并没有给“天漏”这个说法再增添多少新鲜内容，倒是另外衍生出柳先生与国民党政府、祢五常师徒与当代社会的一系列悲喜生死的故事，可惜这些故事和“天漏邑”又并无必然联系，完全可以独立成书。像目前这样勉强将二者拼合，很难成为有机的整体。《红楼梦》寥寥数笔布置一个影影绰绰的超验世界是较为合宜的。倘若曹雪芹对太虚幻境大肆进行正面描写，一定会堕入魔道。比较起来，《天漏邑》对“天道”的神秘的关注或许有点“过”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赵本夫的“天漏”寓言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可能确有一些地方因为地理和气候环境特殊而多雷暴，但赵本夫赋予这个特殊天象以独特意蕴，确实可以启人以思，如果由此想到旧约《圣经》中“逃城”的设立以及索多玛、蛾摩拉两个城市被毁的故事，也是很自然的。反顾中国文学传统，则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活该天谴而又仍然宜居的神奇所在。陶渊明发明“桃花源”，千载之下，仍称不朽。但“天漏邑”迥异于“桃花源”，它并非世外的洞天福地（尽管小说偶尔也这么说），而是经常要遭雷击的一个极其倒霉的山村。有趣的是村民们认为承受这种命运是应该的，甚至还有人自觉有罪，千里迢迢跑来落户，坦然领受随时降临的天罚天谴。他们不以此为苦，反而觉得这是上天对自己最合宜的处分。他们不想迁徙，毫无怨言，甚至还热爱这个小山村，以“天漏邑”的独特来傲视世人。这种半神话半传说的寓言故事内涵丰富，值得反复玩味，它凝聚了作家严肃认真的思考与探索，也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根本的世界观。有没有这个根本的世界观，对长篇小说《天漏邑》的思想分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佛家所谓“有漏之学”，指人间一切“解法”都不完善，最高境界是“无漏”。孙悟空就想学这“无漏之学”。但人怎能从“有漏”到“无漏”？这就是小说《天漏邑》的追求，也是赵本夫另一个成功之处。你看他笔下每个人物都带着与身俱来的“阙”、“破绽”和“漏”，所有的挣扎和努力都是与外在的自然之“漏”和人物自身肉体与灵魂之“漏”苦苦周旋。赵本夫对“天漏”之下每个人物都有一种爱，他要在承认天命给予人物的各式各样“漏”的前提下，逐一为书中人物寻找可能存在的弥补和解脱之法。除檀县长横死因而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自外，书中其他人物都有一个出路和归宿，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他要让读者看看，在天漏邑这个恶劣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达到“无漏”之境。
这其实乃是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身为中国人，也有一些熟悉的表述。我们非常看重“盖棺论定”。中国人不怕死，但怕死后别人的议论，怕临死之时心愿未了，怕没有真正按自己的想法走完一生，怕“赍志而殁”。阿Q不怕死，但他怕“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怕“未庄的一伙鸟男女”觉得自己是可笑的囚犯，最后竟没能唱一出像样的戏文。《天漏邑》针对中国读者这种普遍心理，力求给每个人物安排相对理想的归路，力求写出这一群“天漏”之人的终极关怀。
天漏邑最大的传奇英雄宋源的身、心、灵皆有“漏”。首先他的出身就是大大的“漏”，半边脸上那个怕人的胎记忠实记录了他的出生之“漏”。他性格孤僻，一辈子不能和别人正常交流。他甚至不敢和任何女人组成正常家庭，长期只能跟“七女”做露水夫妻，不敢向檀县长倾吐感情，因此遗憾终身，也因此造成他和千张子之间一个难解的“漏”。世事皆有“漏”，但宋源因“漏”而起的人生挣扎也是对“漏”的修补和克服。他终于有了不错的归宿——不一定是古人所谓“归隐”，但对宋源来说，没有比隐身青海格尔木更加合适的了。宋源如此，千张子、侯本太、七女、武玉婵、弥五常，莫不如此。从“有漏”到“无漏”，是《天漏邑》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线索。
千张子一出场就有“漏”，他不是正常男人。但血与火的战争改变了他的性取向，他不仅在七女身上成功证明了男儿本色，作为游击队副队长，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有些地方甚至连宋源也要退避三舍。可惜命途多舛，因为和宋源的矛盾，檀县长不得不将他们分开，委派千张子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因此被日军抓获。本来千张子完全可以视死如归，但“怕痛”竟然令一个英雄屈服于顽敌，乃至出卖檀县长，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汉奸。就在日军抓获檀县长时，千张子趁乱逃脱，带着受刑而导致的满身伤痛，带着对檀县长的无限愧疚和对日军百倍的憎恶，开始了孤胆英雄隐秘的抗战。他开始希望救出檀县长，知道不可能之后又试图炮轰日军兵营，让檀县长玉石俱焚，免于自己曾经遭受的酷刑。得知宁死不屈而且不怕痛苦的檀县长被日军残酷杀害之后，他又展开了一连串疯狂的报复行动，以一人一枪令整个彭城的日军一筹莫展。在不知真相的彭城居民和天漏邑乡亲的心目中，千张子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千张子可以无“漏”矣。但实际上，千张子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对檀县长的背叛，他的“漏”必须通过宋源之手才能弥补。千张子的归路是让宋源侦破他出卖檀县长的多年的悬案，然后死在宋源手里，这样他才死得其所，彻底卸下心头负担。
宋源亲手侦破并逮捕千张子，令人信服地证明千张子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千张子因此坦然伏法。不料宋源帮助千张子抵达“无漏”之境，自己却发生了新的“漏”：他反复追问自己，如果遭受千张子那种令人发指的酷刑，他真的不怕痛吗？这就引出“文革”期间宋源故意激怒造反派，希望借他们之手尝试酷刑的滋味，以卸下因为千张子从容伏法而造成的巨大心里负担。
中外文学写好人，无非两个套路，一是把顺境中的好人一步步推向不堪其苦的命运，最后以悲剧结束。一是写好人命途多舛，但结局好像还差强人意。《天漏邑》属于后一类型。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结局其实很重要，这就犹如长跑比赛，必须设置一个终点，才能吸引运动员。如果对人物结局没有一个预判，作家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冲动、灵感去描写人物命运发展过程中的丰富细节。《天漏邑》最吸引我的正是作者为无处不“漏”的文化环境中一群本身也充满“漏”的人物一一安排各自“无漏”的解法，努力给他们设计较为理想的出路和归宿。天漏，人可以不漏，大概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吧？
许多读者对侯本太这个人物特别有兴趣，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本来当汉奸是个无解的悲剧，但赵本夫给“汉奸”侯本太设计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从糊涂、逆反、冲动、卑怯到怀疑、思索、痛苦、屈辱、逐步警醒、最后毅然反正的过程。侯本太家门口那个他经常躲在里面进行秘密思考的小树林，写得多么精彩！这个人物不仅是迄今为止“抗日小说”难得一见的异类，也是整个“抗战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闪光点，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和独创的勇气，也体现了作家对身处“天漏”文化而自身也充满各种“漏”的同胞的大爱。
侯本太形象的塑造跟他的军师“猫爷”密切相关。“猫爷”也是全书可圈可点的一个人物，他本是土匪窝里没人理会的火头军，但因为目睹好几代土匪头目兴废成败，阅世太深，老而成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智商定力，整个苏鲁豫皖交界的芒砀山区无人能及。但在和日寇的关系上，“猫爷”立场坚定，绝不被侯本太的歪理邪说所动，宁愿以死相劝，也不肯跟着侯本太当汉奸。他的刚烈和他的老谋深算似乎并不匹配，但在侯本太不听劝说、定意附逆之际，“猫爷”要克服自身之“漏”，唯一的方式就是慷慨赴死。相对于“猫爷”前一段精彩表演，后来的逆转还可以写得更深入一些。不过即以目前的处理而论，赵本夫也已经写出了土匪军师群像中“独特的这一个”了。
《天漏邑》让我想到两点。
首先，中国作家对自身所属文化要有符合实际的宏观研究与独立判断，并在这个前提下有所创造，而不能既无宏观研究又无独立判断，却奢谈接受或拒绝。其次，我们的作家对笔下人物要抱有符合正常人情物理的体贴与同情，不能进行粗暴的理性裁决或道德审判就万事大吉，更不能昧于人情物理的起码常识，仅仅为了好奇或好玩，或者为了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剑走偏锋的所谓探索，就想当然地不管不顾乱写一气。我以为这两点，仍然是今日中国文学能否有所突破的关键。（文/郜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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