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众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不同年代都一样隐忍坚强和美丽
编者按
作家严歌苓横跨写作和影视剧，她的每部作品几乎都会被改编为影视剧，今年是极具话题性的《芳华》。从《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到《芳华》，她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历史时代的女性人物，她们坚强、美丽。严歌苓也将自己感受到的时代、身份的焦虑与所偏好的人物性格不断地投射到笔下的人物身上，而《芳华》是最贴近她人生经历的作品，作品里的人物芳华摇落，现实中的严歌苓则继续着她的写作，故事一个又一个。
《金陵十三钗》剧照
提起严歌苓，总要提她笔下那一众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孤胆且精明的玉墨，坚韧善良的小渔，隐忍通达的扶桑或者是聪慧坚强的多鹤。她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都是一样的隐忍坚强和美丽，这是严歌苓笔下的惯有的人物性格，同时这也是她的性格。
见严歌苓的几次恰巧都是冬天，即便穿着厚厚的大衣，严歌苓还是显得瘦削，她面容清秀淡然，坐或站时常挺直肩膀，讲话声音细软又坚定。好像是随便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就能让她沮丧，也好像是随便什么大风大浪都在她心里掀不起波澜。
严歌苓对于隐忍和孤独应该是有偏爱的。从《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到《扶桑》，这种女性骨子里的耐受性被无限放大，十三钗可以是风尘中的飘萍，也是国难当头站出来救世的勇者；多鹤则是以一个更为复杂的身份在一个大家庭中周旋和调解；扶桑则是将现实的处境向一个更为极端的条件下推进：以第一代移民中的一个妓女在异乡求生的故事象征近代东方文明如何在中西的误解和隔阂中寻求某种程度的理解。严歌苓将自己感受到的时代、身份的焦虑与所偏好的人物性格不断地投射到笔下的人物身上，这样她所写的每一个故事则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刚到美国时，严歌苓也经历了一番不如意：“那时也是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挤，我嫌别人，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净，我总是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口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小姨多鹤》书封面
后来写作这个事情向她抛出绣球以后，她则非常勤恳地投身于写作。严歌苓曾谈起，写《小姨多鹤》，她专门跑到日本住进长野一个村子，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写《妈阁是座城》，为了刻画赌徒的心理，跑到澳门赌场掷金“体验”。写《陆犯焉识》时，又特地去青海劳改农场采访。
严歌苓认为其性格的耐受力和勤恳来源于母亲那一辈人的影响，生活和经历又不断对她已有的性格进行锻造：她当过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作为成都军区文工团舞蹈演员六次进藏，两次入滇。20岁时，成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地记者，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军区报纸上陆续发表以军队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1988年访问美国，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读书。
严歌苓这个名字在诸多作家中显得有一点特别，这个名字不光是静静躺在书扉上，而是频频出现在“编剧”和“原著”栏，随着大荧幕上滚动的荧幕流淌着。从《天浴》《少女小渔》《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到最近的《芳华》，随着其小说的影视化，这些人物在荧幕上被进行了再诠释，同时也携带着部分原著的基因面向更为广泛的受众。在之前的专访中，曾问起严歌苓她自己认为她的作品被经常改编的一个原因，她说：“是因为故事性比较强吧。”
以最近的《芳华》为例，她的小说也常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涉。如写作《芳华》，则是因为：“从12岁到25岁都我在军队里度过，从小跳舞，后来成了部队的创作员。《芳华》里的故事，是我的一段青春经历，里面的人物有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战友们的影子。我想起关于我战友的那些真实的事情，那些给我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又当了5年创作员，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芳华》可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严歌苓在访谈中谈到。
“《芳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似乎是真的，又似乎是假的。占取了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也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对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带着这样的反思，严歌苓在《芳华》的写作中有不少推心置腹的话。
关于冯小刚翻拍的《芳华》，严歌苓说：“电影拍得非常美，我觉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看后会觉得满足。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严歌苓的小说被导演们青睐的一个原因的确有她所说的“故事性强”的因素，此外也得益于她小说描写的画面感强。如以下文字：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大的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
不管多远，人都看清了这是个中国女人，有张粉白脸，腰身曲线工整地像把大提琴。李迈克猛将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站在一帮黄皮肤“亲戚老表”里，喉结大幅度升降。无论是人的情态、动作、语言都写得极详尽生动。
“仔细考察严歌苓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大众化的因子，取材上多以寡妇、妓女等弱势女性为主，情节上多以曲折情爱描写见长，结构上一波三折，细节描绘上多斑斓色彩，都是普通观众所易于接受的内容；很多电影化的镜头，极易被导演看中，也利于拍摄。这无疑扩大了严歌苓小说及电影传播的空间，是对严歌苓创作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延伸与普及。”学者刘红英谈到。
冯小刚导演的严歌苓编剧的《芳华》定档12月15日，一个关于“那个混帐的年龄，你的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都不重要。”的故事，一个关于“芳华纷纷摇落”的故事将呈现在大银幕上。故事里的芳华摇落，但是现实中的严歌苓则继续着她的写作，并将生活过得越发醇熟。（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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