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为大”因被皇权扭曲，未完全付诸实践的“谥文化”
图：努尔哈赤，真正全面贯彻“死者为大”理念之人
但凡有公众人物去世，若有人论及其生前在公共事件中留存的污点或不当措举，即会被告诫：“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死为大，你说这些太不厚道了。”“你为什么不在他生前说，偏要在去世的时候说，你懂不懂‘人死为大’？”“人死为大”，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吗？
笔者使用了多种古籍搜索工具，输入“死者为大”、“人死为大”、“死者+为大”、“人死+为大”等字样”。①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
孔孟以来的历代先贤，翻来覆去讲的，全是“唯天为大”、“事亲为大”、“守身为大”、“无后为大”、“礼为大”、“政为大”、“敬身为大”、“亲亲为大”、“尊贤为大”……没人提“死者为大”、“人死为大”。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从不认为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者，在帝制时代主要是指帝王、重要官员以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可以享有“死者为大”“人死为大”的免于被批评的特权。相反，应在公众人物去世时，概括其生前所作所为，总结其核心行迹，对其做一个总体评价。该褒者褒，该贬者贬。这个评价，叫做“谥”。
班固在《白虎通义》里讲得明白：“谥之为言行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谥”就是根据一个人生前的言行作出的评判，目的是劝募社会风俗，使人人懂得务节、向善。
皇帝是帝制时代最顶层的“公众人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曾努力尝试让他们受到“谥”的约束。比如，先秦时的楚王熊虔，死后得了个“楚灵王”的恶谥。“灵”，按谥法，指一个人的行迹“乱而不损”——放到楚王身上，乃是在批评他治国昏庸无能，诸事混乱，但总算还没闹到亡国的地步（楚国当时儒风已盛，故有此谥）。类似者，东汉皇帝刘宏，擅长卖官敛财，死后也得了个“汉灵帝”的恶谥。②
当然，皇权的威力，不是文人士大夫所能抗拒。所以，许多皇帝生前荒淫无度，死后仍能得到“美谥”。比如，西晋皇帝司马衷，是个十足的混蛋白痴，天下饥荒老百姓没饭吃，他的反应是“没饭吃，为什么不喝肉粥？”他死后，谥号是“晋惠帝”——按照谥法，“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只有品行温良、对老百姓很好的人，死后才能评价为“惠”——把傻子说成天才，把害人魔王说成大救星，这样的反差，多少让人怀疑当年那群负责拟定“谥号”的儒家知识分子，是在故意这么干。
笔者这样怀疑，是因为晋惠帝时代，朝堂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博士），确实还有一些骨气。西晋的开国功臣、太尉何曾死了。此人政治品格低劣，私生活也侈汰无度。负责拟谥的部门“太常”开会讨论，博士秦秀站出来说：“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惧哉！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丑缪公。”大意是：何曾这样的“公众人物”，一举一动牵涉到朝廷形象与民风变迁，生前坏事做尽，死后没有贬斥，王公贵人以后就没什么可惧怕的了。按照《谥法》，名声与实情不符叫做“谬”，放肆作恶叫做“丑”，应该将何曾称作“丑谬公”（缪通谬）。
惠帝的老丈人贾充，毕生以奸伪闻名于世。年老病重时，也很担忧自己死后会被人怎么评价。果然，他死后，博士秦秀又站出来说：“（贾）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③
何曾最后没有成为“何丑缪公”，贾充也没有成为“贾荒公”。因为“帝不从”——秦秀一介儒生，自然是拗不过皇权。事实上，在帝制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段里，知识分子都是拗不过皇权的。所以，清太祖死时，竟然可以拥有一个25字的长谥号，叫做“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可谓真正做到了“死者为大”，死后恨不得拿走谥法里所有的大词。很明显，类似秦秀那般，坚持针对“公共人物”的劣迹作死后批判，这种立场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
到了民国，“死者为大”也仍然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处理“公共人物逝世事件”的道德标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第二天，报人王芸生亲自写了一篇针对鲁迅的短评，称其“尖酸刻薄的笔调”对青年产生了不良影响，受人怂恿将晚年多数精力陷入到了“无谓的笔墨官司”之中。
图：鲁迅葬礼
文章刊发于当天《大公报》第四版。全文如下：“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少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④
鲁迅是“公众人物”。鲁迅去世，王芸生不认为自己需要遵循什么“死者为大”的“传统美德”，该批评就批评（鲁迅之前，孙中山、梁启超等公众人物人去世后，同样遭到了民国舆论界的诸多批评）。
据笔者有限的数据库检索，“死者为大”这类说法，民国时期尚极少见。50、60年代偶尔可得一见，多来自民间俗语，如广西邕剧里有“妹丈，死者为大，受我一拜呀”这类唱词。⑤到了80年代后，才开始被频繁使用。就“非公众人物的去世”而言，若不牵涉公共利益，“死者为大”有其合理性。但近年来，“死者为大”这种观念，已侵袭到了“公众人物去世”这一领域（如杨绛逝世、余光中逝世），且升格为“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显得荒诞了——公众人物死后，仍须为其生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接受舆论的评判，他们没有因“死者为大”而免于被批评的权利，这既是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也接榫者中国传统政治里，因被皇权扭曲，而未能完全付诸实践的“谥文化”。（短史记 文/谌旭彬）
注释
①如“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殆知阁藏书”等。
②参见《史记正义?谥法解》。
③见《晋书•秦秀传》。
④王芸生，《悼鲁迅先生》。
⑤广西僮族自治区戏曲工作室/编，《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第34集 邕剧》，1961，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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