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顾爱玲从诗歌出发，走进中国故事
十二月的南京夜晚，寒意阵阵。走在广州路上，微黄的灯光映衬下，一家充满墨香的书店，散发着暖意。一年里，先锋书店总会举办几场诗歌分享会。在这个年末，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南京站就选在这里举办。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南非诗人嘉贝巴•巴德伦、韩国诗人文贞姬都来到这里分享了 自 己与诗歌的故事，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爱玲是这场诗歌之夜的主持人。
“顾爱玲”，像大多数一眼就能分辨的中国女人的名字。但她却是一个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的美国人，英文名是 El ean0r G00dman。从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毕业后，她一直在美国从事中国诗歌翻译工作。谈到 自 己为什么执着于中国诗歌时，她迟疑了几秒钟后说：“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和中文有接触，也可能是我从小一起玩的中国朋友跟我讲的那些中国故事一直在吸引着我。”
“中美两国可能在经济上、政治上交流很多，但是在文化方面还缺少真正的了解。我个人认为，诗歌是走进别人生活和想法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对我来说，翻译中国诗歌是乐趣，也是一种义务。”顾爱玲说。
对中国故事充满向往
顾爱玲至今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句中文是“我是猫”，在她五岁那年。教她这句话的是一个北京男孩。“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同事，当时他跟着他父亲来美国上中学。这个朋友英语不好，他就对我讲中文，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很喜欢中文的声调，很有音乐性。他教了我一些很简单的句子，第一个句子是‘我是猫’。”顾爱玲说。
这个朋友虽然只比顾爱玲大10岁，但却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小老师。如果顾爱玲说错了他教的中文，他会让她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直到说对为止。同时，他还给顾爱玲讲了很多故事：北京的胡同生活，以及每次他回到浙江的奶奶家的故事。奶奶会在家里做豆腐、酿米酒、做饺子给他吃。“他描述给我的那些故事，让我从小对中国十分好奇，就想有一天自己去大洋彼岸看看。”顾爱玲说。
2001年的五月，刚刚大学毕业的顾爱玲带着对中国十几年的向往来到中国。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时已经晚上10点多，当她走出机舱时，湿润的空气成了在美国东北部长大的她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当时浦东机场还没有通地铁，她坐出租车到延安西路的住处。在高架桥上，鳞次栉比的高楼闪耀着的各种灯光牵引着她进入了这座城市。“我对上海的印象一直很好，我觉得上海是一个既有中国特色也有西方特征的城市，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包容、融合的状态。”顾爱玲说。
从小学习中文，上大学时也辅修了中文课，让顾爱玲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很有自信。但是第二天当她在街上感受这座城市时，她却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来来往往的人的语言。“我不知道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是说上海话而不是普通话，我当时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一句话都听不懂。现在和当年情况不一样了，现在走在上海的路边有可能会听到上海话，但是大部分还是普通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包容。”顾爱玲说。
在上海待了一年后，顾爱玲又回到美国读硕士。在上海的这一年，她开始尝试着在中文环境里翻译唐代诗歌。“我觉得只有真正把它们翻译成英文才能算读懂和理解。”她说。顾爱玲有很多喜欢的唐代诗人，她特别喜欢的诗人是唐代诗人王维。她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杜甫。我比较喜欢写山水、人的感情等这方面的诗人。比如杜牧、白居易、元稹。”
2007年，顾爱玲认识了中国年轻的诗人王敖，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王敖发现顾爱玲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但同时他又发现她所了解的中国诗歌作品集中在古典作品上。他对顾爱玲说：“你为什么不尝试翻译当代诗歌？”“王敖这个提议很好，但是我那时候不敢翻译当代诗歌。古诗虽然晦涩难懂，但是有注解。当代诗歌没有解释，我怎么了解作者的意思？ 他就对我说，那我们合作吧。刚开始的时候，他和我合译。我们经常见面，他帮我了解一首诗，我把它译成英文。我们合作了三年，后来我才慢慢有自信，自己一个人翻译。”顾爱玲说。和她刚接触当代诗歌时的感觉一样，现在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翻译古代诗歌。“当代诗歌也需要很多学术背景和研究，但是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生活，认识中国诗人，跟中国诗人交流，了解当下的状况。”她说。
翻译是一个牺牲过程
作为一个诗人、作家、美国汉学家，“翻译”渗透着顾爱玲生活的方方面面。她越发觉得，翻译是一个牺牲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你能保留，还有一些东西你保留不了。比如，中文的声调，英文没有，中文诗歌的大部分意义一下子就没了。我每次翻译一首诗，任何一首诗，我都觉得失去了太多东西。”在翻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纪念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 《随着那新鲜的深度协会》 时，原诗是：爱尔兰的爱。足够遥远/但绝不陌生/每一次挖掘/爱尔兰的兰/都会随着。为了保持“爱尔兰的爱”和“爱尔兰的兰”的韵律感，顾爱玲琢磨了很久，最后翻译成“the love of Ireland”和“Ireland’s orchids”，但她仍然觉得遗失了不少东西。
翻译臧棣的诗歌时，顾爱玲发现他的诗歌里有很多音乐性的东西，美学感特别强，她会非常注意这一点。对她而言，翻译符合原文的感觉很重要。但是她并不认为所有的中国诗歌都需要美化，比如打工诗歌翻译得太美，就非常不合适。
顾爱玲的父亲是做逻辑数学研究工作的，他的兴趣在语言的逻辑、代表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顾爱玲觉得自己的翻译工作和父亲的逻辑数学有共通之处。她的母亲原来学法国历史，后来又修了法学，母亲教会她的是：遇到“生词”一定要查字典。
“我记得我小时候不认识一个单词，我妈妈会说你去翻字典看看。一开始我会觉得枯燥无聊，后来却感激妈妈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现在，当我看到一个单词，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或者是其他语言，我会马上去查字典。渐渐地，我觉得这不仅是学习的方式，也是玩的方式。因为每次查字典我都会发现新的东西，当我在查一个中文单词时，我会发现更有意思的单词。常常一小时过去，我都没发现。”顾爱玲说。
顾爱玲今年来了三次中国，此前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在北京住了两年。她在各种国际诗歌场合接触了不同国家的诗人和诗歌。她发现各国诗歌本身就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语言，自我表达的需要，我们都是存在在一个日常生活的情况，这些东西都是人脱离不了的。“我接触的诗人不管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的差异多得多，我的意思是说，诗人也好，数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人就是人。其实今天也可以看到，他们谈到的细节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所谈到的观点是共通的。从这个程度上来说，诗歌克服了语言、国籍的障碍。”顾爱玲说。
让西方读者喜欢中国诗歌
2013年，顾爱玲把王小妮的诗集《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翻译成英文并出版。这也是她翻译的第一本中国当代诗歌集。王小妮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在和王敖合作翻译当代诗歌时，王小妮的《九月所见》让顾爱玲感到十分惊喜，这成了她最早选择翻译王小妮的初衷。“隔着玻璃窗我看见女人飞渡/有人太热爱马路了/从东到西/从没有到什么都有/她们把最小的奇迹变出来/世界给弄得很满……”这是顾爱玲尤为喜欢的一段。
“王小妮的诗歌，从语言上是简单的，她会写普通家庭妇女做的工作，洗衣服做饭，她能够把这些琐碎的日常作为诗歌的话题或者说主题，很了不起。在翻译她的诗歌过程中，我会觉得她的诗歌有很多层面。她写诗时非常小心，她用的一个词可能有三个意思，她是利用这些含义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或者更深刻的东西，我非常佩服和喜欢。我选择翻译她的诗歌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寻找一个翻译成英文能够吸引西方读者的诗人。”顾爱玲说。
顾爱玲翻译的 《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在美国出版后，这本诗集译作获得了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卢西恩•斯泰克”奖。“卢西恩•斯泰克”奖创办于2009年，以美国著名译者、诗人Lucien Stryk命名，旨在鼓励亚洲文学作品英语翻译，拓宽英语市场文学种类，提高文学翻译质量，每年颁发一次。“王小妮的作品之所以吸引欧美读者，是因为它看似直接便于理解，但却又明显具有异域意味，在欧美诗人的作品中，你基本找不到她那样的修辞方式，那些让人惊讶的表达方式、陌生的元素和意象。这些方面的结合，再用英语表达出来，非常有意味。因此一些在英语中显得奇怪的地方，我不想将它们抹平，因为读者，包括我自己可以享受这种陌生的感觉”。顾爱玲说。
在翻译王小妮的诗歌 《看到土豆》时，最后一节有一个句子是“等于凭双脚漂流到木星”，译成英文时，顾爱玲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将“脚”(feet)与“漂流”(drift或float)连接起来。这样的小细节耗费了顾爱玲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最后她采取了更符合英语习惯的处理方法：Returning to the past/is like walking all the way to Jupiter。“有时候，你必须放下对原文的执着，将翻译作品作为独立的一首诗歌去省视。要是在英语中行不通，它无法引起你内心的震颤，那么不管你的翻译有多‘精准’，你都失败了。我尽自己所能地忠于原文的含义，但有一些暗示双重含义，包括某些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的微妙用意，则不可避免地被丢失了，于是我只能依靠丰富的英文资源，去补偿这些损失。”顾爱玲解释。
除了王小妮，顾爱玲接触得最多的当代诗歌是打工诗歌。她将31个打工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一本英文诗选———《Iron Moon》。诗歌名字源于许立志的诗歌里那一句“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这本书对我很重要，对美国的读者也很重要，打工诗人的语言跟很多其他诗人的语言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不一样。我翻译这本诗选的时候，刚完成翻译臧棣的诗集。臧棣是一个知识丰富的诗人，他的诗歌哲学性更强。打工诗人写的是靠自己亲手做的工作、亲眼看到的东西，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的手碰着在流水线上的产品时，手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每天吃什么东西？他们关注平淡生活中的小细节。”顾爱玲说。
在美国，寒山比白居易更有名
提到中国诗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是李白、杜甫。而在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掀起过一股“寒山热”。寒山这个唐代诗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在美国，白居易的名字可能没听过，但美国人很可能知道寒山是谁。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没有翻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歌，没有人知道，除非你是汉学家或者对中国诗歌特别感兴趣的。”顾爱玲说。
寒山是唐代一位僧侣诗人，他的生平在中国诗歌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相比于其他唐代诗人，他的诗歌在中国是被忽视和冷落的。但是他的诗歌和风格却在美国受到了极大推崇和追捧，并一度形成了20年之久的“寒山热”，影响了很多美国读者和作家。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始于1954年美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 《寒山诗二十七首》。此后在1956年由加里•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二十四首》，以及1962年由伯顿•沃森翻译的《唐诗人寒山诗一百首》，让更多的美国读者了解到了寒山及其诗歌。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爱玲认为，目前美国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诗歌领域。“中国诗歌的概念太大了，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是比较宽泛的，但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诗歌极少。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还没有进入经典的状态，因为时间可以沉淀出一部作品，时间也是一个筛滤器。翻译家会担心，我喜欢这个诗人，但是他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个人不能判断，只能让时间来判断，所以大部分人还不敢研究它。还有一部分学者，觉得中国当代诗歌从形式、语言、文学来说太复杂了。年龄大一些的学者也没法进入这个领域，在美国，翻译当代中国诗歌的翻译者比较年轻，大多三十多岁。”顾爱玲说。
每次来到中国，顾爱玲都会接触一些中国当代诗人。她觉得每个中国诗人都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追求和目标也是不同的。中国诗歌给她的印象是多样化。在她看来，中国诗人很聪明，他们对语言很敏感。中国诗人看一个单词会发现它的不同意思包含不同的意味，他们能把几个单词放在一起，表达一个新鲜的观点。她希望自己继续翻译中国文学，不光是诗歌，还有散文、小说。
顾爱玲也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以写诗谋生的人压力很大。大多数中国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写诗，父母会认为写诗没有前途、不能赚钱。“其实，我觉得写诗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写诗和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你必须要构造出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写诗却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你吃早饭之后有灵感，写一首诗，十分钟之后我继续学习或者工作。诗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诗歌和现实关系紧密，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自己的途径。”顾爱玲说。
这么多年，不断接触中国诗歌，来往美国与中国两地顾爱玲的中国诗人朋友和美国诗人朋友一样多，在两国的工作量也相当。顾爱玲越来越觉得自己站在两个国家的中间，翻译诗歌不仅是她的乐趣，也成了她的义务。她说：“我是真的站在两国中间。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学领域是比较少的。我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必须做。”（文/陈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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