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使中国的影视作品受国外欢迎，电视剧真正做到“走出去”
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剧照，在欧洲的五个国家播出
电视剧应该更丰富、更年轻，但不要丢了深刻和觉悟。—— 高 满 堂
早在2015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高满堂就提出要打造文化精品，他对烂剧横行的现象充满愤怒。“一切艺术的想象力，都必须蹬着坚实的大地飞起来。”昨天，记者专访高满堂，一起来看~
“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17年里，电视剧市场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以电视屏幕为播出平台的传统电视剧和网剧都出现了代表作；以《人民的名义》《白鹿原》《情满四合院》《军师联盟》为代表的正剧，和《那年花开月正圆》为代表的女性导向的商业剧都有各自的反响。对此，编剧高满堂认为，去年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回归让人高兴了一些，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实题材多了，鬼怪神仙侠有点颓废了，其他的沉寂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一个国家的文艺如果不关注现实，不关注时代，成天沉浸在鬼怪神仙侠盗墓里就是没有出息的。但是现实题材里面我觉得出现了一些偏移。”
“我们的焦点更多关注了一群白领、霸道总裁、玛丽苏这些人，关注这些人小情小爱、小感小受吃饱了撑的那些事，而我们老百姓真实的情感，底层大众生活的困苦却很少被关注。”高满堂直言这些人设已经“看得太够了”，“打开一部电视剧，无外乎就是那么一个人生。”纠缠于白领的恩恩怨怨，这种套路化的人设、千篇一律的模式也让高满堂产生了担忧，“有些所谓现实题材反映出来的情感生活甚至三观不正，年轻人看了没什么好处。如果这个现状再持续下去，我很担心中国的现实题材能走几年，我觉得走不长。”
提倡现实题材电视剧是好事，但在最近播出的一些路子很雷同的电视剧中，高满堂发现这又带来了通病。“中国影视剧的生产很容易进入一窝蜂的套路，甚至是模仿和抄袭。艺术没有创新、没有个性，是早晚要死掉的艺术。”他强调目前电视剧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和当代题材电视剧缺乏思想力度和思想观望，造成这种现状，“投资方和编剧都有责任。”
寻找可以折射太阳光芒的那颗水滴
30多年前，高满堂刚刚进入编剧行业，那时的他常常去北京电影学院蹭课。有一次，在一间办公室里一群导演正在讨论电影剧本，高满堂站在门口听，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就走进了办公室里。这群导演发现了他，其中一个就问：“你干嘛的？”年轻的高满堂赔着笑脸连忙回答说，“听你们说话呢。”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大声呵斥，“赶紧出去！”高满堂就这样被轰出去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伸着耳朵接着听他们讲，走到门口仍在边听边记。这个故事是高满堂在中国编剧协会的一次编剧培训班上的讲话，像大多数编剧一样，他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坎坷中走过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高满堂对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他一直用这个经历激励自己：一定要写出像样的作品，一定不要被别人再赶出门。随着时代的进步，编剧的创作环境和市场的认可度都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高满堂依旧笃信着，用作品说话。“有一天，人们有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一提你的作品，立即如雷贯耳，刮目相看。”2008年的开年大戏《闯关东》所表现出来的捍卫民族尊严、坚守商业诚信、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收视率逼近11％。2012年，一部36集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通过温州一户普通人家的草根创业史，贯穿起浙商群体跌宕壮阔的奋斗历程，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
追求大精神、追求大境界、追求大前途，是高满堂创作的一贯坚持。然而，再大的题材，高满堂也要设法落笔在一个“小人物”身上。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寻找可以折射太阳光芒的那颗水滴”，在波澜壮阔的年代背景下，体察、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能让宏大题材更亲切、更人性、更温暖。“为什么现在电视剧创作出现了跟风模仿的现象，那是因为目前很多编剧缺少故事的原创力，而制片方也缺少足够的判断力。”高满堂认为，一个好的编剧应该掌握着充足的剧本材料。
他写《闯关东》走了7000多公里，用了一个半月去采风；《家有九凤》积累梳理材料用了四年才写出；写《温州一家人》走了国内14个城市，又去了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地；为写《老农民》，他用了5年时间读完了《乡村中国》《创业史》《风雷》《狂风骤雨》《小二黑结婚》等书，“摞起来跟桌子一样高”。众多的知识储备量也印证了高满堂的那句话“要想在剧本上拿到足够的话语权，自己得掌握足够的素材、依据。”有了充足的理论支撑，另一点也不可忽视，“多深入生活，故事从生活中来。”
高满堂的创作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他出生在一个大家族，记忆里对家族的印象尤为深刻。他的爷爷和父亲从山东平度闯关东至大连，在一艘只靠风力的小船上死里逃生。这样传奇的家族经历给了他很多创作的源泉。对年轻的编剧们，高满堂谈到自己的建议，“要想写好故事，还是老生常谈那句，多用一点时间下去。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那些在青年当中充当导师的人大体不是正路货。高满堂对此深信不疑，他自己是一个老师，教学相长，在他心里，中国没有导师，电影和电视剧也没有导师。他曾在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在艺术老人面前，我们到门槛了。艺术老人说‘你进来吧’，这是你一生最大的荣幸。”
有中国特色才能真正走出去
近几年，《琅琊榜》、《甄嬛传》等剧集走出了国门，也受到了国外观众的欢迎。包括今年元旦开播的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也在欧洲的五个国家播出。《最后一张签证》正是高满堂的编剧作品。
《最后一张签证》讲述了1938年，一名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普通签证官，在犹太人民遭受纳粹荼毒时，向犹太人发放了4800张签证的故事。高满堂得知这段历史后深感骄傲和震撼，“这一段彰显民族和国家形象的历史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前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后人没有理由不为之树碑立传。”为此，他用5年时间打磨剧本，3次前往布拉格采风，徘徊在集中营的高墙之外，感受苦难与人性光辉并存的复杂况味。《最后一张签证》播出后，其厚重的题材、恢弘的主题和独特的表达一下吸引了国内外观众。除此之外，高满堂向记者透露，他的另一部编剧作品《爱情的边疆》也将在俄罗斯播出。作为一名颇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编剧，高满堂有着自己的心得。在他看来，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关键是“故事走出去。”
“真正能走出去的电视剧，还真是具备了中国特色的东西。具备了中国特色，对方才接受你的独特性，而并不是说你迎合人家，拍摄迎合人家的东西而让人家喜欢，恰恰不是这样。”高满堂告诉记者，他看了这几年走出去的电视剧发现，他们都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世界要了解中国，首先是在新闻媒体上、在影视作品上来了解中国。”高满堂认为，中国的影视剧应该担负着把新时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任，而不是沉迷于鬼怪神仙。他举例说，描写两家人之间家长里短、探讨当代都市家庭婆媳关系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就受到非洲很多国家的欢迎，这反映了世界希望了解中国社会和家庭，希望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高满堂表示，这两年中国电视剧做到了真正的“走出去”，也反映了我国国力和文化实力的增强，文化的自信使中国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受到国外观众、影视机构和电视台的重视和欢迎。“原来实话实说我们拿一部片子到国外，都是无偿播出，还不一定能播，这个现象我们遇到很多次。”
近几年国外的影视机构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包括高满堂最新编剧作品《老中医》。“我这个《老中医》刚拍完，已经有国外电视台来谈，甚至很多作品刚拍摄过半时，国外的影视机构就已经来洽谈了。”在这一点上，高满堂实诚地说，“对我们整个影视文化产业的这些人来讲，真正有了自豪感。”（文/孟颖 张?� 潘婷）
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编剧，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闯关东》、《家有九凤》、《温州一家人》、《北风那个吹》、《大河儿女》等。其代表作《闯关东》获第三届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并获得中国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等。《温州一家人》获得“金熊猫国际电视剧银奖”、飞天奖、白玉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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