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长安城逐渐退出了国都地位，战争破坏是主因
汉长安城中的未央宫
长安（今西安）曾经是许多王朝关注的首善之区。据统计，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
宋代以前，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义领袖曾把都城建在这里，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见的。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更是首屈一指，它的面积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这说明，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
唐代以后，长安城优势不再，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除李自成以外，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洛阳和开封为都。其后，两宋分别以开封、杭州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清朝亦以北京为都。
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很显然，唐宋之际是关中历史的转折点。
为什么唐代以后的长安丧失了国都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长安的地理位置不太适中。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都城，就会发现地理位置适中的都城是很少的。以“七大古都”而言，南京、杭州地处江南，开封偏东，安阳偏北，北京更靠近东北，都不能说是“适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丧失国都地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是因为唐朝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够全面。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至于漕运的问题，则是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不可避免的，不论都城设在哪里，都需要得到漕粮的接济，只是漕粮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关中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面积不大。当关中经济繁荣之时，漕运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当关中经济区遭到破坏后，漕运才显得重要起来。所以经济并不是长安失去国都地位的唯一原因。
战争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使关中地区遭受巨大创伤，这是长安城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的首要原因。
事实上，长安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首先是由于长安城的彻底毁灭。据文献记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虽遭到多次破坏，但尚能得到及时修复。到了唐末，长安城破坏日益严重。中和三年（883），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与唐军在长安一带激战，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室，而诸道兵入城后，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
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旧唐书·僖宗本纪》亦载：“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唐僖宗逃到四川后，令王徽充任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修复长安宫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两年以后，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令孜败归，下令焚烧坊市及宫城，导致“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其后虽有修复，但不久又遭战火焚烧。
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杀人放火，于是“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而八年以后，朱全忠在长安的暴行，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导致了长安城的毁灭。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于朱全忠破坏长安城的情况，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旧唐书·昭宗纪》，天祐元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如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至此，天乎！天乎！’”
据《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正月条记载，朱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壬午，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五代人刘从?V也回忆说：“昔唐之季也，四维幅裂，九鼎毛轻。长庚袭月以腾芒，大盗寻戈而移国。帝车薄狩，夜逐流萤；民屋俱焚，林巢归燕。银阑绮都之庄丽，顿变丘墟；螺宫雁塔之精严，仅余灰烬。”经过这次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五代时期，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如后梁开平二年（908），蜀主王建与岐王李茂贞联兵五万攻入关中腹地，与后梁大将刘知俊、王重师大战于幕谷。开平三年（909），刘知俊叛梁，以同州归附岐王，进攻华州、长安。梁太祖令杨师厚讨伐刘知俊；刘知俊则引岐兵据长安与之对抗。刘鄩、牛存节等围长安，久攻不克。后杨师厚出奇兵攻破长安西门，迫使刘知俊大败而归。
后梁均王乾化元年（911），岐王以温韬为节度使，进攻长安，与后梁同、华、河中之兵大战于长安附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西京留守王思同率兵讨之。后晋开运初，以贪官赵在礼为晋昌军节度使，关中之人多受其害。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与后汉军队对抗，后汉遣诸将进讨。这些战争，都曾造成大量伤亡。如赵思绾入城时，有丁口十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而已，其饿毙之数可知矣”。关中地区在唐末久经战乱，本来已经残破不堪，加上五代时期的这些战乱，就更加残破了。（文史博览 文/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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